制度与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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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人性

作者：何延之

来源：《新作文·中学生适读》2012年第01期

近来有两则死讯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一则是“卡扎菲被俘身亡”，一则是“小悦悦离开人世”。前者被视为利比亚战事的终结，西方世界为之欢欣鼓舞；后者则使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国爆发严重的道德危机，令世界瞠目。在这里，我已不情愿去讨论那些陈旧的主义和苦涩的传统。面对这样的生命的离去，我只能在沉重的麻木里深深叹息。然后用我苍白的愧疚为心中对死亡的恐惧作一丝无力的救赎。 我想到制度与人性这个古老的话题。

从反对派执政到攻占苏尔特地区，从独裁者被俘毙命到利比亚全国解放，虽然战争进行得曲折，但不得不承认这是历史上意义重大的一次专制制度的覆灭。曾经的受压迫者得以喘息，革命也终于取得成功。然而遗憾的是，这并不是庶民的胜利，更不是民主的胜利。我们看到，在的黎波里的冲天火光下，孩子们的眼睛失去了应有的色彩；在班加西长鸣的枪声里，街上人们的脚步里尽是悲凉；在苏尔特最后的围剿中，新的暴政对旧的暴政无情地复仇。民主，在这里沦为了野心家煽动暴乱的借口，沦为了政治家争权夺利的遮羞布，沦为了肮脏的虚无的空洞的口号。更加悲哀的是，当一种制度试图以宣扬人性为武器，去推翻另一种制度时，却在摇旗呐喊中堂而皇之地践踏了人性。尽管暴力革命作为制度更替的手段，往往需要付出一定的牺牲作为代价，但这种因制度差异所产生的牺牲应当是建立在尊重人性的基础上的。倘使在这场激昂的战争中多一点对人性的尊重，多一点对民主的理性，那么其所构建的制度岂不是要稳固许多？卡扎菲被俘后身亡，未经任何法律审判，在屈辱中死去。这折射出一个时代的价值扭曲，它是制度与人性脱离的畸形产物，更是文明社会之于野蛮社会尴尬的悲哀。我不知道迎来新制度后的利比亚人民会不会幸福，我只知道对人性的践踏是任何一种制度的坟墓。无论它的外表多么光鲜，无论它是民主还是专制。

而发生在中国的“小悦悦事件”则是更为悲哀的制度与人性的矛盾。世界无法想象，在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千年古国，在这样一个儒道璀璨的文化之邦，何以致使人情的冷漠、道德的沦丧到了这等地步。面对脆弱的生命，人们竟然毫无敬畏，甚至一点怜悯也没有。智识上的慵懒者笼统地把这种人性的退步归咎于制度的缺失，并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在于完善制度。当问起该如何完善时，他们会说“向西方学习”“改革现行僵化的体制”。我不想说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但它是不负责任的。假定近乎完美的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了，那么要怎样保证它的顺利运行，用什么来保证社会从此就获得良性发展？要知道，在所有的制度运行中，人始终是主体。历史上许许多多的王朝兴衰，根源并不在于制度的优劣，而在于人性的善恶。良好的制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对于良好人性的培养。如果把制度比作一颗种子，那么人性便是培育种子的土壤。种子是迎接阳光开放鲜花，还是在阴暗中腐朽沉睡，这完全取决于土壤是干净还是肮


脏。所以，“小悦悦之死”等一系列道德危机所启示我们的，便是尽快加强对人性的培养，而非制度的构建。诚然，近年来，尽管社会上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国人所承受的精神损伤已无以复加，但我始终对国人的人性重塑持有坚定而乐观的积极态度。毕竟，我们曾有过辉煌的精神文明，那是从未消亡也永远不会消亡的强大力量，就深藏在你我的血液里、骨骼里。现在国家也已经意识到了对于文化建设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虽然采取的举措尚显浮浅鄙陋，但这算是好的开端。作为祖国的青年，我对即将发生的改变充满了期待，我也真诚地希望在未来对人性这片土壤的培育改造中，我们每一位中国公民都能尽力地改良自己，增强自我净化能力。这样，我们便可早些时日看到这人性的土壤里孕育出健康的、美好的制度之花。而那时，春天便真正意义上降临到了中国，每一座山每一条河也将在它的映衬下显得更加壮丽富饶。 制度是人性真善美的延伸，人性是对制度原始温柔的约束。制度与人性，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同一河流的两支水系。它们有着共同的源头，也应有共同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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