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人性的贪欲，关进制度的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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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人性的贪欲，关进制度的笼子

作者：暂无

来源：《廉政瞭望》 2018年第6期



作家陈良的新书《走出迷局——审视历史中的人性与制度》，日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政治文化丛书”之一。作者力求破解中国古代治乱兴衰现象，挖掘了中国历史兴亡更替的制度和人性原因。廉政暸望专访了陈良，与大家一同探寻作者“为破解现实问题而引入的历史之光”。

廉政暸望：你在书中写到，汉文帝初期的宰相陈平通晓“善治”，在他的辅佐下，国家崇尚“无为而治”，开起了“文景之治”。陈平的治国理念有什么特点？对当今的治理是否有借鉴意义？

陈良：陈平既是西汉开国元勋，又是汉文帝初期重要辅臣，其治国理念对“文景之治”有开启性影响。据司马迁介绍，陈平好黄帝、老子之术。他的无为，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关键是了解职责定位，知道应该做什么事情，如何把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做好；有所不为，就是放得开，不插手或干预职责范围外的事情，让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这样，可以实现“无为”，而“无所不为”。 这对当下的治理仍有借鉴意义。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让“看得见的手”（权力）与“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应有作用。从政府角度就是要把该管的事情管好，不该管的事情不管。很多事情，如果政府大包大揽的话，有可能管不了，也管不好。所以，有必要简政放权，该管的要担当，不该管的要放弃，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廉政暸望：历史学家吕思勉认为，“汉室盛衰，当以宣、元为界。”宣帝在位及以前，朝政运行较为稳定，国家也处于兴盛状态。元帝以后，西汉走向衰败。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势？

陈良：汉元帝多才多艺、品性宽厚，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但是，好人不一定成为好君。意大利著名政论家马基雅弗里在《君主论》中指出，君主要懂得权谋，既要像狮子般勇敢，又要像狐狸般狡猾，不能被谄媚者蒙蔽或左右。汉元帝性格中的宽厚一面，后来演变为优柔寡断、软弱可欺，不能驾驭局势，听任宦官专权，败坏纲纪，危害社稷，最终导致西汉由盛转衰。毫无疑问，西汉衰败与汉元帝的个人失误有关。

一个王朝的兴衰有多方面原因，不能完全归因于某个人，毕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实，“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早就为西汉衰败埋下了祸根。汉武帝启期为了强化皇权专制，同时兼顾个人享乐，特地建立中书尚书制度，任用宦官担任中书令。朝位在丞相之上，从而削弱丞相职权，进而形成“内廷”与“外朝”，重大事项由“内廷”决策，外朝只是奉旨行事。这样的制度安排，为宦官专权创造了条件，遗害无穷。

廉政暸望：宋代之所以“武备不振”，其中一个原因是顶层设计问题，即“重文抑武”。古代不少朝代既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下惶惶不可终日，又担心地方军阀割据威胁皇权，这个问题真的无解吗？

陈良：从“抑武”方面看，朝廷经常更换统兵将领，从而导致“兵不知将，将不识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军队的战斗力。战时武将领兵出征，朝廷要指派文官督战、太监监军，“外行领导内行”，武将手脚受到束缚；不利于指挥作战。

这样的制度安排，不免顾此失彼，解决了藩镇的内忧，却解决不了藩邦的外患。


其实，这个问题并非无解。唐代“贞观”至“开元”时期，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比如，开元十一年(723年)，唐玄宗接受了宰相张说的改革主张，建立雇佣兵，并推广到了全国。这种制度使原来的府兵轮番到边境守卫的做法取消，解除了各地人到边境守卫之苦。同时，这种雇佣兵还为集中训练、提高战斗力提供了保证。当时颁布的《练兵诏》，命令西北的军镇扩充军队，加强训练。只是到了中晚唐，中央政府对地方掌控不力，让掌握军政大权的节度使在一个地方长久任职，甚至可以世袭，从而导致藩镇尾大不掉，形成军阀势力。历史经验表明，任何制度设计，必须综合考量，权衡利弊，尽可能发挥有利一面，限制不利的一面，这样才不至于顾此失彼。

廉政瞭望：明代为惩治官员贪腐行为，采取了最严酷的刑罚，依旧无法有效地遏制贪腐，问题出在哪里？

陈良：历朝历代，明太祖朱元璋惩治贪官最为严厉，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至于大量官吏“前腐后继”。最严酷的刑罚也无法消弭贪腐，说明它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问题的原因，恐怕还是出于人性与制度。

人性方面，一般人皆有贪婪的一面。尤其是贪腐容易尝到甜头，会使人贪得无厌，哪怕可能面临严刑惩处，他们也会抱侥幸心理继续贪腐。再者，“千里为官只为财”的价值取向，使古代官吏偏好敛财。另外，朱元璋的反腐措施本来就是“人治”的，不少刑法存在“法外处置”的逻辑，这样的制度存在着巨大的弹性，也无持续性，无法将人性的贪欲关进制度的笼子。

制度方面，就是古代官吏的权力缺乏有效约束与制衡，拥有很大自由裁量权，容易借助苛捐杂税与贪污受贿谋取私利。当然，历代都设有御史监督官吏，但只是作为皇帝耳目监督百宫，而没有广泛的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所以，即便用重典治贪，也无法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滋生与蔓延。 廉政暸望：你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透视腐败》一书中，谈到了当下中国“腐败的可治理性”，可以简单地谈谈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吗？

陈良：党纪国法和体制机制就是治理腐败的利器，反腐败关键在于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也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建立健全体制机制无疑是治本之策。另外，进一步建立健全体制机制，重塑社会价值观，找回文化自信，让党员干部真正拥有纯洁高尚的文化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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