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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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施坚雅的著作已译成中文的有三种，按时间顺序分别为：《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王旭等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和《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其中，《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是施坚雅主编的论文集，包括了施坚雅自己的多篇论文（含导言）和其他多个学科的学者研究中华帝国晚期城市的论文，共收19篇论文，其中施坚雅5篇。《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只收有施坚雅的文章，共7篇，除以上5篇外，还收有《中国历史的结构》和《19世纪四川的人口——从未加核准的数据中得出的教训》两篇。施坚雅理论主要有两部分——市场体系理论和区域体系理论。市场体系理论主要在1960年代发表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书中阐述，区域体系理论主要在1977年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阐述。

我接触到的施坚雅的书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和《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故对他的区域体系理论了解的多一些，但在《城市与地方体系的等级结构》一文中也有对市场体系理论构建逻辑过程的论述。以下就我所读的各篇论文的理解作一简单梳理。 一、《中国历史的结构》

这是我读的第一篇施坚雅的文章，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的理论吸引了我。这是施坚雅在1984年的一篇演讲稿，故此时对他的理论已经有较完整而成熟的概括。文中施坚雅总结出中国历史结构是区域体系等级结构，此体系既是经济的，也是社会、政治、文化的，研究中国历史必须以区域史为基础。同时由于区域体系等级结构的层次性和多元性，又必须进行从体系高层到基层的宏微观研究和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体系的多角度研究，以此形成整体的历史研究，基于这一观点的研究在施坚雅的其他著作中有全面的体现。 文章内容如下：

施坚雅将华北大区域以两个大都市开封和北京为中心的两个大发展周期呈现出来：8—13世纪开封周期和其后的北京周期（又可分两个周期），指出“这种周期基本上是一个区域现象，而非全国范围”。采用区域划分和对比分析的方法，总结各自的周期性，发现两区是独立发展的，得出结论：研究中国“只有把区域经济作为分析单位，不是省也不是帝国本身”。 接下来又以东南沿海大区域和华北大区域的发展作对比分析，在坐标系中将二者的发展曲线描绘出来，其周期一目了然，显示两个区域的发展毫无同步性可言，进一步论证了上述结论。通过以上两个对比分析，分析区域系统周期性发展的原因：

一，区域经济内部结构的原因。每个区域都分为核心区和边缘区，由于在自然地貌、水文、人口等方面的差异，核心区相比边缘区具有农业优势、交通优势、商业优势等。这样在地域上它们围绕不同的子核心区构成一系列的交往体系，从而形成具有层次性的城市体系，交通线是其联系的纽带。由于地理上的阻隔，全国形成了9大区域城市体系，各自的发展具有独立性。

二，朝廷政策在空间上有差异和实施的效能在区域上有差异导致各个区域的发展不同步。

三，不时打断中国历史进程的天灾人祸总是局限于一定的区域内。

最后提出把中国史看成具有一个等级结构的历史的观点，并指出城市体系不仅仅是经济体


系，同时也是社会、政治、文化的单位。 二、《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

这篇文章收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一编“历史上的城市”中作为导言，主要是介绍这部分各篇论文。首先对以往学者的城市分类传统范式提出质疑，如肖伯格的分成前工业和工业城市，韦伯的分成西方城市和东方城市，施坚雅提出城市的分类应该是在传统类型再分下去，发展成一种逻辑结构的分层次的类型。这一思想在他的城市分类体系中可以看到。导言的余下部分讨论三个问题：

一，自然结构对城市扩展和城市体系发展的影响。自然地理作为经济社会体系“天然的容器”往往对区域城市体系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处在区域核心的地区，具备了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则成为了整合区域体系的主导力量。且地理条件越优越的地方，其对腹地的向心力也越强，所构成的体系就越稳定，如华北区域和长江下游区域。

二，首府城市有限扩展和中世纪城市革命的根源。唐代以来，中国的疆域大大扩展和县级单位的数量保持稳定之间似乎存在矛盾，施坚雅为了解开这个谜，从县的规模越来越大，伴随的政府有效性连续衰退两方面来解释。这样的结果是国家减少了基层管理功能的范围，降低地方体制内官僚政府的效用。而这些变化正是中世纪城市革命的出现的政治背景条件。例如政府放弃了对商业的控制，代之以发展商业收取商税实现对商业的管理，因此商业得以突破城墙的限制，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非行政性城市迅速发展，城市体系的一体化加快。

三，讨论地理、行政、城市改革对帝国晚期城市发展的意义。三者的影响使得帝国晚期的城市相比中世纪的城市来说，城市体系更加“成熟和充满生机”，人口分布更加合理均匀。然而，虽然帝国晚期贸易和技术大大发展了，中世纪的城市化水平反而要高于帝国晚期，这是很矛盾的。但施坚雅认为，原因正是在这里，即“中世纪政府的消费方式是有利于城市发展的，而帝国晚期在地方投资和再分配的方式则有利于集镇和乡村的均衡增长”，这是非常独到而精辟的分析。 三、《19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

这篇文章无论在理论观点的独到，还是在研究方法的新颖，都堪称高水平，不少地方值得借鉴。

首先，系统地提出了区域理论的观点，阐述了将中国划分为9大区域的原因及区域研究的必要性（《中国历史的结构》部分已有介绍，此不赘言）。 其次，分别对19世纪90和40年代的城市化进行考察，发现1893年的城市化水平高于1843年。这一部分要注意的是施坚雅的方法，即进行计量化统计分析的方法。第一，施坚雅通过人口数量的分级对城市进行分级，从而得到城市体系的城市系列概念。第二，施坚雅通过人口数量、城市等级及数量的统计，综合分析推测出1893和1943年的城市化水平率以及八大区域的城市化水平排序。第三，对城市化区域差异的解释，修正了以往过分强调行政因素的模式，提出了五大因素必须考虑：人口密度、劳动分工、科技水平、商品化程度、区域外贸易水平。不仅如此，还构建了一个五大因素的量化模型来评析各区域的城市化水平。 再次，善于利用其他学科的理论进行研究。文章最后部分应用“级别-规模”（Rank-Size）规律对中国城市进行分析，分别对各个区域的城市体系和整个中国的城市进行分析，并给出图线，既比较了各个区域城市化的差异，对前面的计量分析进行验证，又论证了整个中国范围内并没有形成成熟的城市体系，再一次支持了他的区域城市体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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