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中“人力车夫”母题的生成及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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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中人力车夫母题的生成及演变

摘 要：五四时期，人力车夫的生活及其命运开始步入中国现代作家的视域，渐渐形成文学创作的一大母题，这主要与20世纪初期文学观念的转变不无关系。这一母题的文学创作随着时代主潮的发展不断地进行自我更新与完善，体现了现代作家由感性认知到理性传达的嬗变。 关键词：人力车夫 母题 生成 流变

1870年，当日本人高山助幸发明第一辆人力车时，他可能没有料到，日后它竟然会与中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五四以降是人力车夫题材创作的一个高峰期，大批的人力车夫形象开始被作家带入文学作品中来，遍及于诗歌、戏剧、小说等各方面，构建起清晰的文学基因图谱，形成了动态的文学创作母题。笔者试图从社会学、政治文化等角度来探究人力车夫文学母题的生成和流变。

一、从社会现象到文学现实：现代人力车夫文学母题的生成

毋庸置疑，20世纪初期，人力车夫已成为当时的一大社会现象。这一现象走入作家的视域，最终定格为文学现实，在人类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渐渐地沉凝为一种文学母题，从而对文学艺术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笔者认为这一母题的生成动因与人力车夫群体结构的规模化，劳工神圣的一声呐喊，以及血和泪的文学倡导等都有一定的关系。

（一）人力车夫群体结构的规模化。人力车，又名东洋车，北京称为洋车，天津称为胶皮，上海一带称为黄包车，它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大都市里最常见的一种交通工具。在中国，人力车夫多是从破产的农村流落到城市的农民，他们失去土地，完全沦为无产者，成为城市社会出卖苦力的劳工。五四时期，人力车夫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成为了社会底层的一大特定群体。从规模上看，据调查，20年代初期全国有50多万人力车夫。而1923年时北京就有公用人力车24000多辆，1924年时上海两租界加上华界的公用人力车总数15161辆（注：《申报》1924年8月6日）。从年龄构成上看，有幼童、青壮年、老叟（据统计，人力车夫最小的才十一岁，最大的有六十六岁）；从形式上看，他们有拉半天的，有拉整天的，有拉包月的，有拉散车的等，规模之大、分工之细致可见一斑。到了20年代中后期，人力车夫的规模又有了进一步的扩大。随着人力车夫群体规模的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进步文人开始关注人力车夫的命运。早在1917年李大钊就注意到了人力车夫的悲惨人生：北京之生活，以人力车夫为最可怜。终日穷手足之力，以供社会之牺牲，始赢得数十枚之铜元，一家老弱之生命尽在是矣。①可见，人力车夫工作强度大，收入微薄，却要承负着全家生活的重累。之后，人力车夫也渐渐成为了社会的关注焦点，人力车夫问题成为了社会最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②显然，人力车夫开始作为底层群体形象进入文人视野，人们已经把人力车夫的命运放到了人道主义的层面上来重新审视。

（二）劳工神圣的启示。五四时期，人力车夫作为底层民众受到作家广泛的关注，这主要是与劳工神圣思想的传播有关。早在五四之初，新文学的建设者们就注意到了如工厂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商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情形③。嗣后的文学界，更多地关注平民的历史命运。1918年11月，蔡元培在北京天安门举行的庆祝协约国胜利的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劳工神圣的演说。在这个演说中，他大声疾呼劳工神圣并坚定地预言：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啊！④同月，李大钊也做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并且断言：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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