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征祥外交思想产生的地域背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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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征祥外交思想产生的地域背景研究

作者：杨雪

来源：《西部论丛》2019年第35期

民国时期中国军阀混战，政权更迭频繁，国力衰微，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总体来说民国政府大致将清朝遗留下来的版图保持完整，并收回部分国权，也积极融入到国际体系中，国际地位相对于晚清有了一定提升。与此同时，民国时期出现了一批职业外交家，他们在缺乏强大国力支撑的条件下，外交运筹底气不足，但依然竭尽全力与列强周旋，才使得中国外交没有输得更惨。因此，通过对外交官进行个案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把握民国时期整个外交概况。

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官，一般来说首先会想到李鸿章、顾维钧、周恩来等人，陆征祥往往因负评较多，较少被人提及。但是，笔者在翻阅清末民初的中国外交文献书籍时发现，几乎所有重大外交事件中，陆征祥都参与了并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曾2次出任国务总理，9次出任外交总长，他以专业的谈判技巧和外交礼仪为谈判争取回旋空间，借助国外政治力量的干预和国内民众舆论的支持为国家利益积极交涉。作为民初外交的主要掌舵者，他建立民国外交部制度，培养出一批优秀职业外交官，为民国外交奠下坚实的基础，因此也被称为“近代外交第一人”。陆征祥作为沪籍外交官的典型代表人物，通过对其外交思想产生背景分析，也有助于了解上海独特地域文化对外交官外交思想形成的影响。

陆征祥1871年出生于上海嘉定，不同于民国其他外交官的是，陆征祥并没有留学经历，在其19岁之前都在上海度过。民国外交官具有地域上的共性，地域对于外交官的影响不容忽视，分析上海地域文化有助于我們对陆征祥外交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做更全面的剖析。基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上海成为通商口岸后，商业活跃发展，中西文化在上海相互走近，形成了近代上海特有的地域文化。

一、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相融合

在中国传统文化格局中，中原地区、齐鲁地区、巴蜀地区文化根基深厚，上海所属的吴越地区则相对冷寂，因此上海对于外来文化抗拒排斥力也相对较弱，到了近代，上海在与西方文化会面以后，便较为容易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点。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入海口，由于地缘与经济社会的原因，“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联系密切，江南文化也是上海文化生产的重要根基。从历史和地理上看，上海自古便属于江南文化圈。上海成为通商口岸后，由于长时间经贸往来所形成的纽带与联系机制，上海与江浙地区的文化来往与经济联系并未因行政划分而受到干扰。上海成为通商口岸后，快速发展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近代都市。

但是上海的海派文化并非目照抄，而是有着深入思考和理性选择的一面。上海租界的建设，主要由各个国家参与，这使得上海在西学的道路上选择模糊，而非有迹可循。但这种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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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对近代中国现代化和向外学习，导致上海人面临更深的思考和选择。租界的出现，一方面使上海近代化历程中打上了半殖民地的烙印;另一方面，租界的存在又为当时的上海民众提供了东西方不同政治制度、生活方式、文化信仰接触比较的场所，便于中国人从具像中对东西文明进行比较思考和借鉴，逐渐迈向近代化。上海近代城市文化是传统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的结合，它吸纳外来文化，鼓励创新，但又有着相当浓厚的江南传统文化的积淀和底蕴。因此，上海近代地域文化中其实并不忽略传统学问，而呈现出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相融合的特征。陆征祥从小受到上海传统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的影响，儒家传统思想不断交汇融合，陆征祥就读的上海广方言馆便是上海海派文化与传统江南文化结合的产物，上海广方言馆在课程设置上也是中西结合，教师在兼顾中国传统习俗的同时，更多地按照西方教学特点进行授课[1]。上海上海广方言馆作为近代中国新式外交官的摇篮，陆征祥从这里开始走向世界外交舞台。 二、商业性与兼容性并存

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上海在商业贸易上的重要作用。上海自明代以后，商品经济发达，开埠后，这种商业城市的性质表现得更为明显。美日经济实力的增强和贸易需求的扩大，又使上海中国贸易往来的集散地。清政府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后，上海的市场和原料腹地变得极为宽广。经济环境的改善，给上海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西方资本对上海民族经济的压抑和破坏，同时又刺激和促进了上海近代经济的发展。上海地域文化中的商业性，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市民文化也有了一定发展。上海是一个通商口岸，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往频繁，工商业比其它地方发达。崇尚自由、张扬个性的海派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上海社会风气的特点已经具有现代性的东西[2]。

上海开埠前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文化特征，就是它的兼容性。一方面上海城市的移民人口特点，对中西文化交流也有重要影响。开埠后，上海成为移民社会、传统世俗文化受到外来文化冲击，维护和支撑传统文化的绅士阶层更加式微[3];另一方面兼容性还体现在上海对各种不同传统文化的吸收融合。除了传统的佛教和道教等中国传统的寺庙外，有不少教会在上海建造了不少教堂，同时兴办了大量社会事业，这些对近代上海城市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一些较为积极的作用。其中广学会便是外国人以传播西方文化设立的团体，对开启还害人民智和扩展视野有一定的功劳和贡献。此外，陆征祥父亲本身就是一名传教士，从小在各种新旧文化文化的熏染下，价值上也趋于认同西方先进思想文化。

上海地域文化在多元中有制约，在开放中有保守，其中出入于传统与现代之间。陆征祥毋庸置疑也是上海中西之间的文化人，陆征祥生活在不同和多样的上海文化环境里，对待他人开放宽容，调节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以适应新变化，同时陆征祥的外交思想中既有西方文化又有传统儒家文化，正与上海出入传统与现代文化相契合。在五个通商口岸中，像陆征祥这样的知识分子，上海最多。因此在外来文化观念冲击之下，上海的近代化能力明显高于其他城市[4]，永远在中西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平衡和发展的契机。从小生活在上海的陆征祥也深受上海地域文化影响，在其随后外交生涯中所体现出来对于国际法知识、外交知识的学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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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都与上海地域文化中的包容兼并性息息相关，其均势外交思想既有包容的特性，又包含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的一面。 注 释

[1] 阎莉、朱梅红：《上海广方言馆教学发端及特色探源》，载《兰台世界》2015年第7期。

[2] 叶晓青： 《上海洋场文人的格调》，载《二十一世纪》1992年第2期。 [3] 王韬：《瀛儒杂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89版，第9页。

[4] 梁元生：《上海与香港的文化比较》，载《解放日报》2013年第14版。

作者简介：杨雪（1993-11-12），女，汉族，籍贯：四川宜宾市，当前职务：学生，学历：硕士研究生，单位：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方向：民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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