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的特征及其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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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的特征及其起始

作者：徐 梓

来源：《中国教师》2008年第01期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选官制度。这一制度起于何时，始于何代，学术界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其中主要有起始于汉朝、隋朝和唐朝三种不同的观点。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分歧，是由于对科举制及其特征认识不一所致。也就是说，对科举制度起始于何时的判断，是建立在什么是科举制度的认识基础之上的。

科举制的第一个特征是设立科目，分科举人。科举的本来或字面意义就是设科举人，即设立科目、贡举或选举人才。作为一种考选制度，它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设立特定的科目来招考人才。科目对于科举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旧时称追求科举功名的读书人为“科目儒”、科举及第的人为“科目人”、记录登科士人情况的簿册为“科目记”。甚至，这一制度的名称——“科举”也是因此而来。

汉朝的选官制度，实行的是地方官查访人才、举荐给朝廷的察举制。早在这一制度开始实施的西汉初期，就已经有了分科察举的办法。汉代察举的主要科目有贤良方正、孝廉、秀才、明经、明法等。汉朝创设的这些察举科目，在科举时代也多有承袭。我国古代特别是唐宋时代的人们，因为科目始于汉朝，往往认为科举也开始于这一时期。现在也有很多学者正是从分科举人的意义上，把汉朝的察举看做是科举制的发端，甚至把察举制和科举制看做是同一种制度。

科目的设置，是科举制最基本的特征。隋文帝在开皇年间废除了九品中正制，改由吏部直接掌管各地官吏的铨选，并设置“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隋炀帝时，不仅沿袭汉朝察举制中秀才、明经的科目，而且相继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骁壮”十科举人，同时又设“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慎、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不仅如此，他还将《礼记》中的进士、俊士等名称，用做取士科目。唐朝以后，进士科逐渐发展壮大、包容乃至一统所有其他的科目，成为科举的同义语。因此，很多学者把进士科的设立，当做科举制度开始的标志，论定科举制始于隋朝，具体地说，开始于隋朝大业年间。

科举制的第二个特征是严格考校，择优录取。科举制是一种淘汰性很强的竞争性考试。为了使被淘汰的人服气，使在这场严酷的竞争中胜出的人服众，科举制从诞生之日起，即以追求公平为目标：由科目众多、标准迥异，发展到只有一个单一尺度的进士科；由注重多方面的才能，发展到只注重单一的文才；由内容宽泛的诗赋之文，逐步发展到内容相对固定的经义之文；而且经义之文的内容，也由百家学说，发展到仅用理学家特别是朱熹的学说；经义之文的形式，则由较灵活的散文，发展到了颇为固定的八股文。科举制在它发展演变过程中所有的改革更张，都是为了确立并强化以特定的文化知识作为公开招考、甄选人才的客观标准。这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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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传统士人津津乐道的“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一决于文字而已”，也就是以考试成绩分高下、定优劣，录用考试的优胜者。

汉朝的察举，很长一段时间注重的是被举者的德性和德行。东汉顺帝时，为了克服单一举荐所造成的诸如一些地方官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和“率取年少能报恩者”之类的流弊，尚书令左雄改制，规定“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这才有了一定文化知识的考试。地方官以德性和德行举荐到上来的人，要通过朝廷以文化知识即经学和章奏为主要内容的考试。虽然如此，察举制下的考试，往往是竞争性很弱的等额考试，它不过是起辅助性的作用，德性、德行和声望才是决定性的因素。说到底，这时的考试只决定高下，不决定取舍。清末张之洞在论及历史上的选官制度时曾说：“取士之法，自汉至隋为一类，自唐至明为一类。汉魏至隋，选举为主，而亦间用考试，如董、晁、郗、杜之对策是也；唐宋至明，考试为主，而亦参用选举。”（《张文襄公奏稿》卷三十二《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选折》）归结到一点，察举制是以举荐为主，而科举制是以考试为主。

科举制度的第三个特征是投牒自进，自由报考。投牒也称投状，投牒自进也就是士子向官府呈递报考文书，报名参加科举考试。读书人不论出身贵贱、地位高低和财产多少，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形，自行报名，申请考试，不必由官员举荐。虽然历代对报考资格都有程度不同的限制，但只有受到刑罚处置的罪犯、时值亲丧的人、有疾患的人和所谓的“贱民”才被摒弃在科举考试之外。即便如此，这些被社会视为贱民的成员，也渐渐被纳入到了良民的范畴中。如宋代不允许工商之人参加科考，但明清时他们已成为四民之一，不再是排斥的对象，相反，由于财富的作用，使他们及其子弟在科举考试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一些“贱民”如所谓皂隶、马快、禁卒、门子、弓兵、忤作、长随、奴仆等，其身份也不是不可改变的，只要改换职业，成为四民中的一分子，并报告地方官，在改业削籍三代之后，子孙一样可以参加科考。在具体执行上，对律令或习俗排斥的人一般从宽不严，实际上并没有剥夺他们参加科考的机会，更不见有因身份问题而不予录取的记载。

在察举制下，读书人被动地等待地方官举荐入选，一般平民百姓，几乎没有被察举的可能。魏晋南北朝时，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出身门第为推荐人选的主要依据，并且按品高下授官。科举制与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的分野，就在于一个是主动地投牒自举，一个是被动地任由贵要察举或品第。科举制赋予了被选举者以极大的主动性，他们能主动地自由投考，这一权利不受任何阻拦，并且为政府所鼓励和支持。在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上，在科举之路的起点上，排除了血统、权力、财富这些先天和外在的因素，“使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面开放。科举制度表现出这样一种热忱：凡是这片国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举拔上来，即便再老再迟，只要能赶上考试，就始终为你保留着机会。这种热忱在具体实施当中当然大打折扣，但它毕竟在中华大地上点燃了一种快速蔓延的希望之火，使无数真正和自认的人才陡然奋起，接受竞争和挑选。”(余秋雨：《十万进士》)

着眼于科举制的不同特征，往往会对这一制度的起始做出不同的判断。我们认为，科举制的这些特征，不是也不可能是在某个时代同时出现的，而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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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走向规范的。判定科举制的起始，不能根据其中的某个具体特征，而有必要考虑三个要素综合加以判断。

由于科举制的名称是因为分科举人而来，所以很多学者很注重科目的意义。实际上，没有全能的人，也没有包罗万象的考试。任何考试都从属于特定目的。要选拔什么样的人，就有必要在特定的方面、以特定的方式、进行特定内容的考试，这就是设立科目的意义。科目的设立是所有铨选和考试的必由之路，分科取士是科举制的重要特征但非本质特征，不能以此作为这一制度起始的唯一要素。

我们认为， 在我国历史上延续了长达1300年的科举制度，起始于短命的隋朝，而且出现在暴虐的隋炀帝统治时期。隋朝不仅设置“十科举人”、“四科举人”，而且创造性地设置了对后来影响深远的进士科。这既有唐朝人所说的“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这样一些文献佐证，也有房玄龄、侯君素、孙伏伽、杨纂、张损之、温彦博等史书中记载的隋代进士作为例证。

隋朝由举荐改为以考试为主的选士制度，实际上，也是晋朝秀才对策，“一策不通，不得选”、南北朝孝秀试策，有不及第、不授官规定发展演变的必然趋势。尽管这时乃至以后很长一个历史阶段，举子的中第与否，都存在众多的场外因素的影响，距离“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一决于文字”还相去甚远，但它毕竟实现了从举荐向考试的转变，这种转变是革命性的。 的确，投牒自进是科举制最本质的特征，不是“无关宏旨”的可有可无，隋朝也没有有关投牒自进的具体记载。但早在南朝梁时，已允许自学之人申请明经策试；北齐时期，则有士人自求秀才而刺史加以推荐的事例，这虽然还不是制度化的自举，但至少表明自举已经成为可能。这种自由投考的萌芽，被一些学者看做是科举制的萌芽。特别是在唐代，武德五年三月就有这样的诏令：“苟有才艺，所贵适时，洁己登朝，无嫌自进。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诸州总管、刺史，各举一人，其有志行可录，才用未申，亦听自举，其陈艺能，当加显擢，授以不次。”(《大唐诏令集》卷一百二)明确规定可以“自进”、“自举”。这时唐朝立国不到4年，天下尚未底定，这样明确规定“才用未申”的士人，可以自举的方式说明自己的“艺能”，应该是沿袭隋制，而非唐朝新创，这也是“大唐贡士之法，多循隋制”之一例。

正是基于以上理由，古人多把科举制的起始时间定在隋朝。“是隋有进士之举，始专试士以文辞，士皆投牒自进，州里无复察举之制矣。”(《大学衍义补》卷九)“隋置进士，始专以文取士，而士皆投牒自进矣。”(《湖广通志》卷九十八刘子壮《制科取士之法考》)“至于隋世，乃废九品中正之制，而设进士科，士皆得投牒自进。”(《五礼通考》卷一百七十三)这些说法，既把握了科举制的本质特征，也说明了科举制起始于隋朝。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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