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传描写的对八股文情有独钟热心宣扬八股取士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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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传描写的对八股文情有独钟热心宣扬八股取士

的制度

鲁迅曾多次谈到：“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即是说讽刺艺术是要建立在真实性的原则基础之上的。如第三回写胡屠户对女婿范进前倨后恭，妙笔连篇，令人叹赏叫绝，穷形极相地写出了八股文化所造成的势利心理对市井人伦的渗透。这种讽刺描写的世态化显出了极大的真实性。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回末总评第三回说：“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竞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这是对此书讽刺描写的世态化的极妙评述。惺园退士也赞同此说：“《儒林外史》一书，摹绘世故人情，真如铸鼎像物，魑魅魍魉，毕现尺幅；而复以数贤人砥柱中流，振兴世教。其写君子也，如睹道貌，如闻格言；其写小人也，窥其肺肝，描其声态，画图所不能到者，笔乃足以达之。评语尤为曲尽情伪，一归于正，其云‘慎勿读《儒林外史》，读之乃觉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斯语可谓是书的评矣。”

鲁迅在晚年对讽刺艺术的特点概括说：“一个作者，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但自然也必须是艺术地——写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这被写的一群人就称这作品为‘讽刺’。”可见，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之所以获得这样的成功，就在于他艺术地写出了“士林”这群人的“真实”，使之“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表现得如此生动、具体，如此逼真。鲁迅在其致徐懋庸信中说：“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我们是听到过的，因为后者须有其


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然而他所据以缀合，抒写者，何一非社会上的存在，从这些目前的人，的事，加以推断，使之发展下去，这便好像豫言，因为后来此人，此事，确也正如所写。”吴敬梓所写的正是他自己所处朝代的社会生活。在吴敬梓的实际生活中，曾经有过在南京祭祀泰伯祠的事情，经过作者加工，把这些亲身的经历——也就是当时清朝的政治与社会现实，托之明代以影射当时现实的背景；吴敬梓遵循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原则，描写的是“自所闻见”的熟悉人物，他挥动手中“足以达之”之笔，将这些人物与社会环境联系起来，以其对现实的较清醒的认识，“托稗说以寄慨”而达到“以公心讽世”之目的，表现出了巨大的讽刺力量。

我们将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加以比较可以知道，“吴敬梓是士人，熟悉其中情形，故其暴露官场丑态，就能格外详细……李宝嘉归罪于官场，用南亭亭长的假名字，做了一部《官场现形记》。这部书在清末很盛行，但文章比《儒林外史》差得多了；而且作者对于官场的情形也并不很透彻，所以往往有失实的地方。”这正说明“真实”是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生命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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