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的文化归化与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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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中的文化归化与异化

摘要：本文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通过中外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回顾和辩证思考，翻译作为踌文化实践，翻译的表面目的是消除异质，而翻译的深层次目的则是向异质开放。异化翻译的文化意义在于对文化异质性的强调。差异是翻译存在的理由，又是翻译的茸的。对文化翻译的几个基本问题，即：文化翻译的概念等进行了理论研讨和实证阐述。 关键词：文化差异；归化；异化 一、引言

众所周知，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载体，翻译是一种文化交际活动，每一个文本都是一定语言文化的产物。不同语言文化的差异，给忠实传达原文的翻译造成了很大的难题和障碍，必然要求译者一方面要深入了解原语文化，另一方面译者还得深入了解译语文化。奈达说：“要真正出色地做好翻译工作，精通两种文化比精通两种语言甚至更为重要。"但究竟如何理解文化翻译以及怎样研究不同文化的翻译仍是翻译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翻译这种活动是从语言出发，往往涉及到文化的众多方面。这里的文化包含着较广的内容，如人们常说的经济、社会、政治、法律、历史、伦理、教育、心理、文学、艺术、风俗等均囊括其中。要做好翻译工作，不仅要深通原语与译语，即言语的语义内容，而且还要了解一切相关的非语言因素，即一定层面的文化因素。可见翻译的顺利完成，不只要跨过语言的障碍，还得逾越文化的鸿沟。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件的现实，因此也可以说，语言的翻译是文化的翻译。翻译面临着两次言语分解与合成的文化介入。 二、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

（一）“趋同”与“存异”的讨论。

“趋同”是寻找不同文化之间的普遍性，而“存异”则是保持文化自有的独特性。文化的“趋同”和“存异”并不是一种二元对立，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文化交流过程中是一种常态。异中求同，同中显异，和而不同，这是不同文化之间平等相待、相互包容的表现。如“趋同”和“存异”的概念，在中外翻译理论和实践中早就有之。西方早在古罗马时期，西塞罗、贺拉斯、哲罗姆等就提出“意译”的概念，以区分当时宗教翻译的“直译”。西塞罗等学者认为：“直译是缺乏技巧的表现。应当避免逐字死译；翻译应保留的是词语最内层的东西，即意思。施莱尔马赫在“翻译方法论”(On the Different Methodsof Translating)这篇论文中，就翻译方法的划分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翻译方法只有两种，即“译者尽量让作者留在原处，让读者去接近作者；或者，他让读者留在原处，让作者去接近读者。两者截然不同，必须各自严格遵守；混合两者，则会产生高度不可靠的结果。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一书中，用“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来命名施莱尔马赫的两种翻译方法：“归化翻译是基于我族中心主义，使外国文本适应于译语的文化价值观，将读者带回家；异化翻译则是一种异族的压力，将外国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标注在译语的价值观上，将读者带到国外。这样的讨论，如果不考虑其内涵差异的话，在西方翻译史中持续了两千多年。

再看看中国的情况。在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中，就出现过“文”与“质”之辩。“文”与“质”是一对对举的观念范畴，源自《论语·雍也》：“子日：‘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所说的“文”，指的是外观形式的文采，“质”则指内在实质，即内容。“文”是追求外部形式的相似，可以理解为“直译”；“质”


则是追求内容的传达，可以理解为“意译”。近代中国文学翻译史上鲁迅的“宁信而不顺”与梁实秋的“宁顺而不信”，以“硬译”与“顺译”之争，继续了前人有关翻译方法的讨论。“信、达、雅”，尤其是“神似”、“化境”可称作是归化翻译的最高境界。 时至今日，这样的讨论还在继续。有学者提出“译著高于原著的归化翻译方法和“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将趋向于异化的翻译主张，在译界引起激烈的反响。有关“意译”和“直译”、“归化”与“异化”的讨论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翻译界的热点问题。在翻译中，文化的同质性和异质性是并存的。施莱尔马赫所提出的“归化”与“异化”非此即彼的翻译方法，在翻译实践中很难行得通。具体的情况是，译者既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能力和习惯，又要考虑到读者对异域文化的好奇心和新鲜感。如何平衡、调适两者的关系，常常真是需要译者煞费苦心。翻译的表面目的是消除异质，

而翻译的深层次目的则是向异质开放，否则，翻译就没有必要。过度的归化和异化都可能使读者失去阅读译著的冲动和兴趣。异化翻译就是不断地打破归化翻译形成的翻译规范，打破译语读者长期形成的阅读欣赏定势，以“陌生化”的效果，引起读者对异国文学文化的好奇和好感。另外，异化翻译和归化翻译会随着译语文化中的变化而相互转化。在这里，笔者无意评判“意译”与“直译”、“归化”与“异化”在实践层面上的优劣；作为具体的翻译方法，它们的取舍需由翻译的目的和译语文化的要求来决定。

（二）文化的“同质”与“异质”。

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特殊形式，具有文化交流的所有特征。文化之间的普遍性是文化交流的前提，也是可译性的基础；文化之间的“同质”大于“异质”，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所有文化实际上都面临着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孜孜不倦的追问。也正是由于不同的文化共享着许多共同的东西，即文化共核(cultural core)，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化之间的“异质”才显得尤其突出和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文化异质构成了文化他者，使文化自我有了对照物，并反射出文化自我的长处和缺点。跨文化交流的目的是跨越文化障碍，促进文化交流。但这种跨越文化障碍绝不意味着对文化异质的消除，文化异质是跨文化交流活动的最基本动因，是使跨文化交流始终保持一种双向、互动的状态的最基本保证。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从本质上来讲就是文化翻译。文化翻译在从对原著文化意义的认知到传达原著的文化意义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译语文化的影响，但是否保持源语文化的异质性，并使其圆通地进入译语文化，是译者是否能够担当起文化传达任务的关键。 三、结语

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即区域、民族、时代差异性是翻译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同时翻译的存在又促进了语言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自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西方文化翻译研究学派兴起以来，文化与翻译关系的探讨成了翻译理论界的热门话题。文化的归化与异化取决于不同的译者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中所做的思考。

季羡林先生曾论及翻译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他说：“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的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常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季羡林，199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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