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国纪录片人文精神表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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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国纪录片人文精神表征研究

作者：金丽娜

来源：《新闻爱好者》2009年第24期

上世纪80年代，在思想解放运动和经济改革的浪潮下，西方哲学思潮不断传人我国，弗洛伊德与尼采思想在中国大地上持续升温。一系列的冲击促使刚刚走过众人失语、学术荒芜、精神苦难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借助西方哲学思想。寻求理性回归，一场突破旧有意识形态束缚的“新文化启蒙运动”由此拉开了帷幕。时代精英们纷纷出场，乐坛歌手以摇滚这种中国从未有过的音乐形式高声嘶吼着青年一代的迷茫和愤慨；中国前卫艺术家更是身体力行地投身于中国现代艺术的大潮中：知识分子们则开始了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

然而在历史行进到20世纪90年代后，这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启蒙运动”开始渐渐静寂。但这场运动的涟漪却在中国大众传媒内泛起。影视领域承袭着80年代这场文化运动的余波开始了自己的征程。而最具文化底蕴之一的纪录片更是于其中异军突起，以往默默无闻的纪录片创作渐渐地演化为一种新的纪录片创作趋势。更是在90年代中期达到巅峰的状态。

进人新世纪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由大众传媒主导的以大众文化为主要特点的社会。中国纪录片在当代语境下呈现出人文精神弱化、娱乐性故事性泛滥等特点，就使中国纪录片该往何处去以及纪录片是否应该并如何重新高扬人文精神的旗帜，成为纪录片创作者和研究者亟待回答的问题。

纪录片与人文精神

纪录片的内涵。从广义上说，凡是以纪实审美方式客观地反映事物的影像资料，都可以称之为纪录片。尽管它的结构形式多种多样、千变万化，但思考的镜头永远对准真实的自然、真实的社会和真实的人。我国学者吕新雨从人文的角度这样界定纪录片的含义：“纪录片是以影像媒介的纪实方式，在多视野的文化价值坐标中寻求立足点，对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与人的生存关系进行观察和描述，以实现对人的生存意义的探寻和关怀的文体形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纪实艺术的价值在于认识社会，认识人生。了解人生。它的使命在于“解释历史、阐明抉择、增进人类之间的互相了解”。无论纪录片以什么样的手法、方式表现主题，“人”始终是纪录片中最核心的价值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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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何以承载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可以概述为对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的关注，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对社会发展与进步的追求。因而可以说任何社会表达形式只要把“人”这一主体作为自身关注的核心，只要这种形式不放弃对人的价值、社会的价值的反思与追问，那么这种形式毫无疑问地会同人文精神联姻。所以以多媒体影像为表达媒介的纪录片，虽然从本质上并不必然会承载人文精神，一旦它开始关注人、关注社会，那么它就会成为人文精神最佳的“配偶”。 1.电视文化作为一种最大众化的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电视文化已经成为现代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电视的普及以及并随的软件设施的快速发展已经促使电视文化成为了当前最大众化的通俗的文化。就像印刷术曾支配政治、宗教、商业、教育、法律和其他重大社会事务的风格一样。电视现在已成为统帅。只要简略地统计我国电视网络的普及范围、存在的各种电视台的数量以及电视节目数量。我们就不会怀疑电视在当前中国文化构建以及平常百姓平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所以，以电视为主要传播媒介的电视纪录片，在文化表达渠道上具备了先天的条件。这也是近年来电视纪录片变得很“热”的一个重要原因。

2.人物类、事件类电视纪录片成为当前纪录片的主要构成。一般而言，从内容上可将纪录片分为四大类：人物类、事件类、风光类、文献类。由于社会对健全人性、重塑人性之美的渴盼，由于大众对自身所属的社会现状与未来发展的认识与企盼，电视纪录片也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形成了以人物类和反映社会现实状况的事件类纪录片为主的格局。目前，这两类纪录片的制作和传播可以说空前繁荣，正逐步朝着题材多样化、结构系列化、篇幅微型化、制作精品化、播出栏目化的方向发展。

这些以人物访谈和社会问题与现象为主要关注对象的纪录片，把镜头直接对准了社会现实中感人的人物和事件，或者是对准社会现实中的不良方面，或揭露或批判。始终体现着对人的终极关怀和对人类社会的反思与期待。

3.社会与受众心理需求。说人性在本质上是恶的或善的都没有充足的依据。就人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来看，我们很容易就会相信人性的恶，也很容易就会流露出人性的善。钢筋水泥造就的城市用防盗门和形形色色的窗帘在人心之间筑起厚墙，昔日夜不闭户的乡村也开始显露出她的疲惫、躁动与荒凉。人们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似乎不再彷徨，当初内心深处仅存的对于“人性”失落的恐慌早已被遗忘。而通过纪录片把真实的社会的善良面和丑恶面呈现给那些涉世未深的人们，呈现给那些埋头工作而冷漠社会的人们，这是整个社会的需求。人文关怀已经成为纪录片不可推卸的社会重任。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及“人文关怀精神”的表征

从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新纪录片运动”发轫至今。其文化取向经历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对抗、消解的历程。纪录片一直在启蒙与娱乐、教化与审美的顾此失彼中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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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人文关怀精神”的走势。中国的纪录片创作在1994年掀起了第一次高潮，而如火如荼的社会变革成了它蓬勃生长的温床。这其中，虽然纪录片的创作形式发生了复杂的变化，但其中体现的人文精神上的关照，从一开始就不曾缺席过。

1994年纪录片的繁盛更多的是源于社会大变革，是中国纪录片的里程碑式的一年，迎来了中国纪录片创作的高峰。张元和段锦川的《广场》，陈晓卿的《龙脊》，王海兵的《回家》，而刚开播一年的“纪录片编辑室”和“生活空间”风头正劲，创下36％的收视率，比当时的电视剧都火爆。“纪录片”这个概念开始在中国流传开来，并逐渐深入人心。无论从思想的深度还是艺术的成熟度上，都表现出冬眠蛰伏后的力量。

1999年的创作高潮更多的则是源自技术变革。20世纪末在纪录片领域“兴风作浪”的主角是小型摄像机，尤其是DV的横空出世，催生了一大批新的纪录片导演。低廉的成本、方便的操作，使他们几乎不需要外来投资，也不需要接受长时间的专业训练，就可以操刀上马。再加上小机器在抓拍和与拍摄对象进行交流方面更具优势，使这些作品的生活质感更强，即便是技术上显得相对粗糙，但因为它们呈现出与以往纪录片不一样的艺术品格，因此在各类电影节上受到欢迎与肯定，使这批新人很快就崭露头角。像杨天乙的《老头》和朱传明的《北京弹匠》。

此类纪录片或记录边远文明或关注个体生命。充满对“人”及“人类文明”的注视与热情。 “大众纪录片”的兴起与纪录片“人文关怀精神”的缺失。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独立影像运动”的还有“大众纪录片”的兴起。其契机便是这一时期大众文化的崛起。90年代的中国，置身在全球化的国际大气候中。开始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移，这也带来了中国文化格局的变革：由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变。在大众文化的长驱直人下，由这种被物化了的文化形态所支撑的大众纪录片创作目渐红火。并开始取代精英纪录片，成为纪录片领域里的主流，它主要以体制内的电视台为发展平台，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生活空间》便是大众纪录片发展的典范。

然而到了90年代末，纪录片昔日的辉煌已不再。那些动辄就彰显文化品位的纪录片似乎不再能吸引观众的眼球，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的选秀、各种各样的“PK”、各种各样的“同一首歌”。在今天，似乎只有那些关于爱情的缠绵音乐才能拿得上舞台，“娱乐”已经成为大众的心理需求。“娱乐化"JE成为大众化纪录片的兴奋剂。似乎唯有如此，纪录片才能在电视荧屏上占据一席之地。在一切向收视率看齐，向大众献媚的媒体节目景象中，纪录片文化景观呈现出一片噪动与迷茫。似乎我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纪录片应该为了迎合大众的心理需求而放弃他曾经的“人文关怀”的使命吗?纪录片应该为了盈利而放弃它一开始就担负着的社会责任吗?我们的社会已经完美到不需要对“过去”进行继承和对“未来”进行思考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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