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时代背景下不和平因素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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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时代背景下不和平因素的认识

: 冷战结束以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虽然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普遍共识,但人类社会却存在很多不安宁的因素。在世界范围之内,和平与发展正面临着诸多难题和挑战。充分认识和了解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时代背景下的不和平因素问题,对于我们深入把握未来世界的发展态势,不断增强我国人民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从而对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和平与发展;不和平因素;忧患意识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但世界却很不安宁。由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扩大,传统安全威胁和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正面临着诸多难题和挑战。因此,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就必须高度重视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时代背景下不和平因素的问题。

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下的不和平因素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指出,霸权主义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危害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根源,现在威胁世界和平的因素主要是霸权主义,当今世界的不安宁也主要是来源于霸权主义的争夺,战争是同霸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冷战结束后,邓小平的这一判断不仅没有得到改变,反而更加突出和显现。“冷战后的霸权主义,由于缺乏冷战时‘核均衡’下的相互制约机制,因此往往表现得更加猖狂,更具有冒险性、多样性、全面性和危害性。个别的超级大国依仗远远超过其它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更是肆无忌惮地充当世界警察干涉别国内政,插手地区性冲突,并越来越多地依靠武力来达成建立世界霸权的目的;其它西方大国也要求对国际事务有更大发言权,加强与超级大国的军事结盟,积极介入地区性冲突,以图联合称霸;一些地区性强国,民族利己主义恶性膨胀,把本国、本民族利益置于其他国家利益之上,凭借自己相对的优势地位谋求在本地区建立霸权,此不惜侵犯别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甚至发动侵略战争吞并弱小国家。

霸权主义的这些新发展,成为引起当今时代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主要根源”[1](P61)。可以说,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并未向着人们所期待的和平方向发展,相反,局部战争军事冲突频发,战乱波及的范围更广,其惨烈程度也是二战结束以来所未曾有过的。究其原,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横行导致国际政治关系严重恶化,实为祸首。在恶劣的国际局势下,国际社会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力量被削弱,以往国际关系中所盛行的‘强权高于公理’,以强凌弱、以强欺弱等危险倾向复归。这种倒行逆施的疯狂势头若不加以制止,各种霸权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都将趁势而起,任何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冲突,可被任意地诉诸武力,这就难保世界范围频发的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不会酿 成新的世界大战。由此可见,霸权主义仍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主要根源,霸权主义不除,世界人民所期盼的和平与安宁只能是‘画饼’[1](P62) 二、恐怖主义及其恐怖行为下的不和平因素按照英国《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所谓恐怖主义是指“对各国政府、公众和个人使用令人莫测的暴力讹诈或威胁,以达到某种特定目的的政治手段。各种政治组织、民族团体、宗教狂热者和革命者、追求正义者,以及军队和警察都可以利用恐怖主义”。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危害人类安全与和平的一颗毒瘤。特别是“9·11”事件之后,恐怖主义及其恐怖行为更是甚嚣尘上,对人类社会的安康与福祉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在当今,恐怖主义盛行并不偶然,从它的产生、发展到引人关注,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恐怖主义通常发生在社会政治矛盾尖锐,社会关系、国家制度遭受破坏,政治异常动荡的地区和时期”[2](P374)。近年来,先后发生了多起震惊世界的恐怖事件。如1995年发生在日本的“东京地






铁毒气泄露”事件, 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 2002年发生在美国的“炭疽”事件, 2003年发生在车臣、利雅得、卡萨布兰卡的系列恐怖袭击事件等。另外, 20世纪90年代以,由“东突”分子在新疆制造的恐怖事件就有30多起。

恐怖主义及其恐怖行为造成的危害不仅“包括人员、财产的损失,安全防护费用的增加及对国家经济造成严重的直接破坏”,而且还包括国际关系层面、社会政治经济层面,尤其是心理层面的危害更大。

这是因为“通过恐怖、血腥场面给公众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从而使其放弃对政府的支,是恐怖主义者的主要目的之一。恐怖主义的泛滥,对当今的国际政治体制提出了严峻的考验”[2](P378)。如果这一现象同所在国各种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在适宜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就会爆发为各种形式的冲突。

三、激烈的经济竞争下的不和平因素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达国家通过金融资本投机,产业结构调整、转移,新贸易保护主义及国际规则的制定主导权等,不断将经济金融危机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与此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将通过调整、改革与持续发展,推进工业化和发展经济,发挥动态的比较优势,有可能上升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强国。这样,“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全球化同民族主义的经济对立,各国为谋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展开了争夺国际市场科技优势、人才资源和经济主导权的旷日持久、永无止境的经济战争,一个国家如果不甘心落后,就必须投身于这场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一些强权大国在经济竞争中常常把经济矛盾和纠纷演化为政治争端,政治甚至军事手段达到经济目的,经济全球化之机达到控制和干涉别国政治经济事务的目的。面对全球化竞争愈演愈烈的形势,发展中国家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它们由于经济发展起点较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往往会处于劣势地位,容易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支配、剥削和控制,甚至还有可能重新沦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3](P35)在这样的情况下,激烈的经济竞争往往会隐藏着许多不和平的因素。一方面,就一些国家本身来说,它们出于急于摆脱贫穷落后面貌的心理而制定的“急于求成”发展战略,由于缺乏科学合理的政策策略指向,往往导致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状态,从而引起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化和复杂化,并进而发展成为国内的动荡不安局势,如果这样的局势一旦失去控制,有可能引发国内战争,从而造成本国及其周边地区的各种动荡。

另一方面,就一些国家的发展欲望而言,它们由于自身国力的迅速增长,再加上它们急于对外扩张的主客观需求,这样就免不了出现与现有霸主地位国家或现有世界体系的挑战、冲突、较量等这样的局面。

四、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矛盾心态下的不和平因素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过全国人30多年的努力奋斗,中国综合国力已经迈上新的台阶,进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四,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在中国国内各项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基础上,也为世界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与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所产生的所谓“担忧”也在不断增加。‘中国威胁论’经过多年的发展和不少人的精心包装,已经有了不少变种和不同的版本,如‘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环境威胁论’ 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论’等等。客观讲,这些反华舆论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些舆论产生的影响力。

这些舆论误导甚至裹挟了西方一些国家本不了解中国的那些民众的心理,又进而形成一种不利于中国的所谓民意,这种民意不利于这些国家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而这种民意可能对这些国家对华政策产生的负面影响更不利于这些国家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发展”[4]。正因为如此,这些年来,中国在同世界各大国如美国、俄罗斯、日本、欧盟等发展友好关系的同,“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仍然有一股企图遏制中国的逆流在涌动。这股反华势力顽固地坚持冷战思维,把中国看成是继苏联之后的新的敌人。他们不愿看到中国的富强和统一,






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长感到恐惧,竭力鼓吹‘中国威胁论’,散布西方世界必然会与中国发生冲突的谬论,主张西方世界联合起来遏制中国。这伙反华分子或以政客身份活动,或打着民主和人权‘卫士’的幌子招摇过市。他们对西方国家政府的对华政策有相当大的影响。以美国政府为例,其对华政策存在着明显的两面性。美国在对中国实行‘接触’政策时,毫不掩饰地宣称,‘接触’是‘推进美国理想和价值观的最好办法’。同时,又限制中国的发展。经常在人权、西藏、军贸、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等问题上攻击中国,制造麻烦。继续坚持向台湾出售武器,干涉中国内政,对中国的统一大业起着阻挠或破坏作用”[2](P276-277)。尤其是美国等国家不断插手中国的南海问题和台湾问题。在中国的南海问题上,中国政府自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一直奉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可以说,这一方针的有效施行和贯彻落实,不仅使中国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局具有了十分有利的外部和平环境,而且也赢得了国际社会尤其是周边国家或地区的广泛称赞。但是,我们在看到这些有利因素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已经或者有可能会存在的某些不利因素,即“如果某个国家放弃平等协商、和平解决的原则,单方面改变现状,甚至使用武力手段扩大占领,就有可能引发武装冲突或局部战争。”同样,在中国的台湾问题上,“如果台湾‘独立’趋势严重或外国势力插手台湾,导致台湾问题发生危机,出现祖国分裂的危险局面,就可能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解决台湾问题。

更危险的是,在台湾问题引发的两岸武装冲突中,存在着国外力量进行武装干涉,因而有可能导致中国与外国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2](P282)

总之,充分认识和了解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时代背景下的不和平因素问题,对于我们深入把握未来世界的发展态势,准确掌握我国确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思想依据,不断增强我国人民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从而对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主动性、自觉性和创造性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都告诉我们:越是在形势好的时候,越要有忧患意识,越要能够居安思危,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的国际环境中,在国际国内各方面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现实状况下,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充分利用有利因素,有效化解不利因素,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1]尚金锁.毛泽东军事思想与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2. [2]曹峻.全球化与中国国家安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3]曹文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海洋政治[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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