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斯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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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最初是由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A.W.Philips)根据1861—1957年英国的经验统计资料提出的一条表示“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二者呈反方向变动关系”的曲线。后经萨缪尔森、索洛和奥肯①等学者的不断深入探索研究，现今人们一般认为菲利普斯曲线表明了三种指标的两种相互关系：一是通货膨胀率(INF)和失业率(UNE)之间此消彼长，二是GDP增长率和失业率(UNE)之间呈反方向变动。然而菲利普斯曲线并不是个绝对的真理，其对现实中很多经济事实解释无力，存在着菲利普斯曲线失灵。西方学者对菲利普斯曲线失灵的第一次深刻体验就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各国出现的经济“滞胀”现象，即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失业增加交织在一起，这与上述菲利普斯曲线规律得出的结论是截然相反的。而事实上我国宏观经济发展中也正面临着新一轮的菲利普斯曲线失灵，即“高经济增长、高通胀压力和低就业矛盾”。因此，结合新一轮的菲利普斯曲线失灵，在保证经济增长、缓解通货膨胀压力的前提下，进行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研究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我国“十一五”规划的政策重点。

1 菲利普斯曲线失灵的中国实证检验 1.1失灵的初步检验

从1998年至2006年我国国民经济一直呈高速增长，但由于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手段调控滞后、经济体制改革和转轨等诸多因素，就业和通货膨胀压力也日渐沉重，菲利普斯曲线失灵日益凸显。

根据表1中的数据，运用EXCEL软件绘制失业—物价菲利普斯曲线(图1)和产出—失业菲利普斯曲线(图2)。我们发现1998—2006年我国菲利普斯曲线形状是呈异状的，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且指标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关系，并不符合INF与UNE(用UUR代表)、GDP与UNE之间均呈相互交替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规律。这就意味着在这几年间我国的菲利普斯曲线是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和失灵的。

菲利普斯曲线失灵与我国目前所真正面临的失灵程度是有差距的，实际上我国菲利普斯曲线失灵的程度远甚于此。这是因为我们以上分析利用的城镇失业率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还不能代表真正事实上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

1)我国CPI反映市场价格不力。根据2006年中央银行第四季度城镇居民当期物价满意指数调查结果显示，63.4％的城镇居民认为物价偏高，41.7％的居民对未来物价走势不乐观，物价上涨压力较大，我国是存在着明显的通货膨胀压力的。而我国这几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官方CPI指标只是保持低位增长，这与现实中民众普遍感受到的物价上涨压力不断增大现状是相悖的。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CPI指标的核算实际上存在着涵盖范围的局限和统计权重的偏差。我国CPI指数还只是反映日常居民消费品和服务价格的变化，对于房地产、股市、汇市等资产价格却始终没有正确反映。因此可以说明我国CPI在反映市场价格方面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以至于一些反映实际通货膨胀的数据已经游离出了统计范畴。 2)“高增长、低就业”矛盾凸显城镇登记失业率偏误。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正面临着新一轮的矛盾，即在国内消费需求过热背景经济存在着“高增长、低就业”的困境。根据表1，近几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只是处于小幅攀升趋势，这与当前我国真实存在的失业现状是不符的。我国一直缺乏一个和国际接轨的失业率统计数字，“城镇登记失业率”作为我国目前唯一的官方失业统计指标是存在着偏误的，它只强调“非农业户口”和“当地就业机构登记”，并不能反映我国失业的真实水平。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纷纷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证明目前我国的实际


失业率早已超出国际警戒线7％。如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我国的城镇实际失业率在2000年就高达8.27％，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到2010年我国城镇实际失业率将高达25％左右。如此可见，城镇失业者加上农村失业农民，我国实际失业率应是远高于城镇登记失业率水平的。

综上，我国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指标并不能组成一条正规的菲利普斯曲线，也不符合菲利普斯曲线所显示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GDP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此消彼长、相互交替的关系。因此菲利普斯曲线的中国失灵毋庸置疑。

2 应对菲利普斯曲线失灵的反失业财政政策及其就业效应

菲利普斯曲线失灵突显出两大难题：通货膨胀和失业。其中通货膨胀问题的逐步解决主要依赖于央行货币政策的调控，如通过抛售债券、提高利息率、准备金率等手段减少市场上货币流通量，降低通货膨胀。而另一难题即失业问题的解决则显得更棘手些，已成为我国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瓶颈，也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却又难以摆脱的实际问题。为了应对菲利普斯曲线失灵，近九年我国财政政策在反失业方面作出了一定的努力和贡献。 2.1 造成我国经济高增长低就业的原因

造成我国目前经济高速增长但也附带高失业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产业结构变化和技术进步引发失业增加。经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在工业化进程中，第一产业所需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急需转移，但由于在我国目前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中，投资和出口效应较大，且随着技术进步和资本含量的提高，其对劳动力的需求已相应减少。这样产业结构的变化和技术的升级使得就业压力越来越大。

2)经济体制改革使就业岗位减少。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的失业包括下岗型和破产型两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与发展，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下岗分流成为必然选择。2005年我国国有企业从业人员只有6 488万人，比最多的1995年减少了4773万人。另外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些企业被淘汰导致破产又向社会分流出大量失业人员，加大了社会就业压力。

3)人才素质和市场需求的结构性矛盾对就业规模造成一定影响。人才素质和市场需求的结构性矛盾一大表现就是“知识性失业”的出现，也即高学历人才失业现象逐步增加的趋势。如在一些人找不到工作的同时，有些岗位却没有人去做。就业的地域性和专业性矛盾更为突出，基层和西部人才紧缺，高端和低端人才不足。

2.2 1998—2006年我国的反失业财政政策及其就业效应

虽然1998—2006年这九年间我国财政政策历经了从扩张财政政策向稳健财政政策的转变，但不论哪一种财政政策都不可能逃避“反失业”这一社会责任。纵观这九年间我国政府为了应对日趋严峻的就业问题，在财政政策方面主要有以下措施：

1)通过扩张财政支出和结构性减税拉动经济增长，进而带动就业增长。1998年国家面对国内有效需求严重不足、国际亚洲金融危机的双重威胁，开始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在财政支出方面，政府主要通过发行国债、增加政府购买和基础设施投资等政策，使我国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见表1)，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也带动了就业总量的增加。在税收方面，我国并没有采取实施普遍的减税政策，而主要是通过一些税收优惠和增值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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