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的陷阱和社会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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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的陷阱和社会约束

作者：陈金剑

来源：《管理观察》2012年第03期

摘 要：社会是存在风险的，风险的转嫁和积淀容易造成各种混乱，甚至有可能威胁到正常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政府作为理性的代表，应当充分发挥社会群体的作用。本文主要就风险社会的陷阱以及社会约束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社会 风险 陷阱 约束

1.社会是一种比较综合和缺乏固定规则的存在

虽然广义的社会学是研究人类关系的，但是对于更多关注政治也就是追求最广义的善而言的人，社会则更多的是一种缺乏管制的相对自制的群体，发展也很大程度受到道德、文化和宗教等影响，社会对于人的影响很多情况下有种巴纳姆效应，它时刻提醒个体扮演怎样的角色，最终也导致个体的行为和性格往所限定的方向发展。如果社会的含义广义了，那么政治本身追求善的群体，最初的利益必然是自身阶级的，然后通过一个行政的效率和初衷转移到社会的其他群体上，无论哪种政体，最终的目的就是寻求怎样的最佳方式来取得这种高效的转换，因为没有强制和约束的社会本身是处于一种比较缓慢和柔和的状态下，容易吸收各类冲击的。反过来，社会的文化、宗教和道德等观念又通过感性的方式来制约政府的理性，虽然现在社会上也存在很多的理性和数据分析，但是初衷还是在于，社会由于契约诞生了国家，而后国家通过契约约束成员并给予许诺的利益，再用社会成员的感性来评价，经济学上称之为效用或者福利。如同哈耶克描述纳粹陷阱一样，关于风险社会的认识，以及为何我们会进入这样的陷阱，理性地短期选择导致我们走向了不期望的结局，而重塑一种超越短期利益的信仰，并不简单。当科学一次次打击了各种神话，最终只剩理性选择的时候，往往理性选择本身恰恰只是种短浅的转嫁，风险社会的陷阱并没有被避免。

2.当目标与过程完全背离而社会的主体却浑然不知是最为致命的

现在的社会成员更多的是被现实世界的秩序来压抑了精神世界的秩序，缺乏了创新。我很赞同交换理论的论述，处于社会的人总是需求利益而对他人进行劳动的占有，其后获得精神层次的满足，但是这个理论本身就存在缺陷，那就是财富本身并不能作为社会风险的最终抵御手段的。这个社会有着明显的分层，财富的上层对于风险的抵御能力似乎增强了，随着风险的下降，慢慢的贫困的人承担了大部分的风险。虽然存在了很多不能避免的风险，但仅仅从这部分可以转嫁的风险而言，转嫁并不意味着消失，当风险转嫁到底层而且由于底层的抵御能力到达一定极限之后，风险又会继续扩散，最终受害的还是整个社会。我们又非常庆幸的发现了另外种理论，慈善应该被回报和应该署名吗？稍微有点政治头脑的人大概都会回答，应该。如果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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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起源就是社会契约的话，那么各种拥有的权利就是契约之下的子契约，这是被广泛接受的。我们用消极的自由换取了积极的自由，代价的背后是需要有利益的支持的。每一次子契约的订立都代表着社会成员出卖了部分自由换取了利益，国家和社会是分离开来了，而且是充满了对立，虽然现在也有共同治理的言论，但是就其起源而言，社会订立契约诞生国家而言，社会本身的作用就是限制契约。所以契约的背后利益的获取是每个社会成员固有权利。令人惋惜的是，我们的国家或许是大部分国家都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也导致了国家的财政收入难以维持一个相对公平的保障机制，这是固有的，就犹如我国的古代权力知识化一样，皇上对于臣民的直接思想控制，三纲五常的最终起源还是因为国家财政难以支持庞大的行政体制，换句话说就是国家难以支持所有人的福利要求，也就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还没到全体都不缺乏物质的阶段。但是福利的确是国家诞生初期就被写进契约的。那么慈善的定义自然是处于社会范畴中的，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如果强迫不求回报而且匿名的话，这就等同于国家的福利，这是不利于激励社会慈善发展的。

社会是存在风险的，大部分人都是厌恶风险的，当然也有喜欢风险的人，或者说喜欢风险背后那丰厚的报酬。所以我们就会在这种转型的期间过分看重财富，因为财富可以抵御风险。时代在发展，这个观念一直没有改变过，很少会有人真正去关心风险应该怎样被消灭。大部分的人都只对眼前的科学崇拜，只对物质科学抱有期待，很少会期待精神层面的东西，而我们的社会恰恰是一个精神世界发展的宏观表现。当然风险社会的陷阱还有很多体现，其根本的原因都是由于这个社会已经过分接近理性了，政府和社会的功能被趋同了，总是期待社会能够完成政府完成的事而且衡量的标准被混同了。匿名的慈善本身是一种善，是一种最广义的善，等同于政治。那么署名的慈善呢，这是一种道德上的善，是社会人应该广泛具有的善。但是我们偏偏中了风险社会的陷阱，然后抨击署名的善是低俗的，苛求所有人来进行一种匿名的善。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国内的企业家为什么不愿意捐赠？因为国外的有信仰而我们没有信仰，所以这种层次下署名的善是一种可以被接受的社会阶段。很多社会现象，就如同在充满风险的社会中遇到需要援助的个体，理性的选择让我们逃避这样的帮助，而这也恰恰转嫁了风险，迟早会有回到自己的时刻。总而言之，风险社会的前提是风险，个体是理性的，通过纯理性的思维来判断风险社会的决策，结果就是中了圈套，风险被积累和扩大，最终导致社会关系的崩溃。如果把政府作为理性的代表，那么批评家就是对现实的不满者和感性认识群体，而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并不仅仅是用理性去分析和躲避，更不是盲目抨击这些状况，而是充分发挥社会群体的作用，也就是最关键的感性和理性交融部分。最初诞生的理性是宗教，那么现代必然要有能够替代这种成分的事物。西蒙曾经有过经典的论断，就是计算机替代人类的程序决策和所有的技术活动，但是难以代替非程序化的决策也就是创新决策，或者称之为感性决策。政府是程序化的，而社会并不是一个程序化的存在，这中间充满了各方面的力量，最终会化成一股代表道德和善的制约力，与理性形成对立，保证秩序。

现在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风险的转嫁和积淀容易造成各种混乱，甚至有可能威胁到正常的社会与经济发展，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加强现在公民社会建设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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