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鸿论文浅析“文人与歙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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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雀行書案，濡墨砚池香》

——浅析“文人与歙砚”

作者/张永鸿

“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汉，刘熙（《释名》）句，砚作为中国古代文人的书写工具，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象征。文房之名，起于我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公元 420-- 589年），专指文人书房而言，以笔、墨、纸、砚为文房所使用，而被人们誉为“文房四宝”。古人云:"笔砚纸墨皆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在文房四宝中，砚也因“性质坚固，传万世而不朽，历劫难而如常，留千古而永存”，赢得七千年历史的殊荣。尤其是被称为“和氏壁”的歙砚，就更为世人所瞩目。歙砚始于唐，盛于宋，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后主李煜冠于‘歙砚甲天下'之美誉。“坚丽质润，浮津耀墨，起笔益毫；扣之有声，抚之若肤，涩不留笔，滑不拒墨”。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丰富的文化内涵，优美的雕刻技艺，深受历代文人雅士的青睐与爱戴。

从历代馆藏古砚及留存的所附拓本中，更能清楚觉察出，最初的砚只注重实用性，为书写，携带之方便，围绕着传统的审美观念及砚的实用性承传沿袭。所以形制都是即简单又实用。如：风字砚，长形砚，箕形砚，三足砚等。从宋代始，文人士子将「文人画」的观念引入制砚上，追求砚与诗书画印相结合，推崇案头摆置典雅与考究，充分享受着大美的浪漫艺术，这就诞生了文气充沛的文人砚。一方得体的文人砚，先天就具备了金石的韵味，妍丽的天然纹饰，巧妙的鬼斧神工，总能勾起文人勒铭的愿景。正如陈继儒所言：“文人之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也，一生之中，最相亲傍。”文人砚之铭，融诗书画印为一体，是砚中重要元素。迥别于世俗商贾，其寄意清远，刻画传神，如诗如歌，益是砚赋之灵魂。诗是文学体裁的一种，通过有节奏和韵律的语言反映生活，抒发情感。历代文人砚田笔耕，与砚相亲朝夕，爱之弥笃，临砚挥毫。在一方自己满意的砚上刻上一段或三五句抒情言志纪事的诗文，就是常见现象了。“追琢他山石，方圆一勺深，抱才唯守墨，求用每虚心。波浪因纹起，尘埃为废侵，凭君更研究，何帝值千金”。（唐，李山甫诗句）从这首诗说明，在唐代，歙砚的石品已经定名，雕工也已非






常考究，极受文人们的青睐。难怪北宋书法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对歙砚也都情有独钟，留下斐然的评砚妙笔。其苏轼《龙尾砚歌》云—“君看龙尾宝石材，玉德金声寓于石。诗成鲍谢石何与，笔落钟王砚不知” 而《砚山行》，却又一次激发出绝美的灵感，让诗书大家黄庭坚不畏艰辛，跋山涉水去寻觅，也成就歙砚史上一段佳话。“走峰奔岳如斗蚁……步步穿云到龙尾”。“不轻不燥禀天然，重实温润如君子。日辉灿灿飞金星，碧云色夺端州紫”；米芾作《砚史》以铭砚春秋，彪炳青史；而蔡襄却把歙砚比作价值连城的“和氏璧”一样珍贵。诗中赞道：“玉质纯苍理致精，锋芒都尽墨无声；相如闻道不持去，肯要秦人十五城”。在宋代，歙砚在文人眼中如此之珍贵，被列为贡品就顺理成章了。文人酷爱歙砚，爱得只恨情深辞穷。苏轼赋诗说：「我生无田食破砚」，尔后诗人戴复古干脆自白：「以文为业砚为田」。这是既形象，贴切又质朴的比喻，给歙砚的质量加以提升，赋予歙砚「天人合一」的美感，“与天同乐”之雅趣，无不对砚田感同心仪。嘉庆壬戌四月，清纪晓岚《阅微草堂歙砚铭》“勿曰罗纹，处为端紫，我视魏征，妩媚如此”。文人寒冬苦夏的笔耕，无数的章词典籍即从砚田生长繁育出来，跨越历史的时空，薪火相传，辉映古今。砚不盈尺，却如一幅宣纸，有着中国画的雅趣。中国的艺术以书画为大宗，各门类的艺术都是沿着书画的轨迹而演行。历代的文人雅士，都曾受到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双重影响，“进则心系天下，退则独善其身”，“理明则意诚心正，从而昭德以通道”这是研艺治学的津梁。书画如此，赋予砚上的魅力更是妙绝可掬了。“言行神，讲气韵，重笔墨，尚意境，多比兴，富寓意，师造化，法心源”。文人砚之由来，是由文人书画派生出来的。要理解和认识文人砚，就首先认识文人书画所推崇的审美价值观。讲究品格，追求意境，超凡脱俗。这与艺术人的修养，气质，内涵是密不可分的。一方砚的设计构思，依据石行，石色，石品随感而创作，直抒胸臆，从而达到“心景相融，砚人合一”之和谐意境。至明清时期，文人玩砚，藏砚之风更盛，制砚工艺也日趋完美，论砚评砚著作乃欲加丰富。如徐毅《歙砚辑考》，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编着，以记内府所藏古砚的《西清研谱》等。随着金石学之兴起，铭刻内容愈为丰富，既雕既琢，锡以嘉名。文人雅士深知“物无聚而不散，惟着之文字，则物虽散而仍聚”故常留佳铭，言简意赅泠然可诵。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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