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章制度之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几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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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几个特征





摘要：礼仪制度是华夏文明的根本特征之一，它具有等级性、象征性和政治性三个特点，这从礼器、礼物、礼辞、礼仪动作、行礼的时间和空间等要素中都可得到说明。中国古代礼制的繁复程度及其对民众生活的影响之深巨，它与专制政治、宗法社会结构结合之紧密，都为世界其他文明所罕见。由之可以透视中国传统文明的其他特点。

关键词：礼仪制度；专制政治；宗法社会

礼仪活动，无非由行礼者、礼器、礼物、礼辞、礼仪动作和举行礼仪的场所等几个要素组成。从这些要素中可归纳出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一些特征，进而分析中国古代文明的部分特征。 一、“名位不同，礼亦异数”的等级性

中国历来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在上古时期，封国之间有公、侯、伯、子、男的等级，贵族之间则有公、卿、大夫、士的等级。社会的资源配备，包括宫室、车旗、舆服、器用之类都按照所谓“命”的等级来安排。比如，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天子“九命”，享受桓圭九寸，缫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缨九就，贰车九乘，介九人，礼九牢。侯伯一级则是“七命”，这些器用都按照七的数量来安排。其它以此类推，大夫一级“五命”，士“三命”。庶人无“命”，没有政治特权，也没有享受教育的权利。

除此之外，礼制的等级性还表现在礼仪活动的细节上。清代礼学家凌廷堪将上古礼制的仪式总结出200多条礼例，第一条便是“凡迎宾，主人敌者，于大门外；主人尊者，于大门内”。二人相见，尊卑贵贱不同，其出迎的方式便不相同，其它礼仪的差别就更不用说了。比如在居丧礼仪上，丧主一般专注于悲伤之情，不会迎送吊客，但当本国君主使人来吊、裢、赠时，则要迎送至外门外，郑玄谓之“唯君命出，以明大夫以下，时来吊禭，不出也”。不仅如此，他人来吊、禭、赗时，一般“拜而不踊”，当君主使人来吊、禭、赗时，则要“拜稽颡成踊”。丧礼有时还因为君主的来临而中断某些细节，例如“凡君临大敛，则主人拜稽颡成踊”。郑玄早就指出，丧服制度“隆杀”差别的实质，就是“亲亲、尊尊、长长”和“男女之有别”。历代礼制在细节上或有变化，但其总的原则并无大异，即使异族入侵，


一旦认同了中华文明，也会加以坚守。元代脱脱等人所撰《辽史》，也一再标榜“尊卑之分，不可易也”。

关于礼制的等级性问题，历来阐述得十分丰富，很多学者曾经一度把它视为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视为中国古代奴隶社会的文化特征，引以为古史分期的基本证据。实际上，整个中国传统社会都讲礼制，其等级性规定向来庚续不辍，很难理解为某一时段或某一种社会形态的特点。始皇二十八年东巡，在琅邪刻石，其中就特别强调“尊卑贵贱，不逾次行”。西晋泰始十年，杨皇后死后，将迁葬于故峻阳陵，关于当朝天子及群臣是否服丧，朝臣们争论不休，杜预等人上疏说：“自上及下，尊卑贵贱，物有其宜。天子之与群臣，虽哀乐之情若一，而所居之宜实异，故礼不得同。”这说出了礼制的实质。清朝仍然如此，顺治十三年规定，对外藩之丧“自王以下，致祭如前仪，唯牲醴物品，则依其爵为隆杀”。礼制的等级性一以贯之，将它仅仅视为奴隶制度的特性，显然有失偏颇。

儒家被尊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其“尊尊亲亲”的根本特点也转化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运作法则。历代的法令都有维护等级制度的功能。唐代的刑书有律、令、格、式四种，其中的“令”就是“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瞿同祖先生指出，中国古代的法律是“儒家化”的：“家族和阶级是中国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法律不仅明文规定生活方式因社会和法律身分不同而有差异，更重要的是不同身分的人在法律上的待遇不同”。换言之，儒家“名位不同，礼亦异数”的礼制原则在法律条文中得到了具体实施。 二、尚文饰物的象征性

礼仪活动其来有本，或源于敬天法祖，或源于田猎生产，或源于饮食男女，但它毕竟不是现实实务的重复和移植，而是一种浓缩性的再现，限于时间、场地、人数、规模等因素，仪式必须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人，借助具有象征意味的礼器，在具有象征性的时间和空间，采取象征性的动作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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