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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视野下的中西方婚恋观
本文从女性主义视野出发,通过分析《红楼梦》和《傲慢与偏见》这两部世界文学巨著所体现出来的女性的处境和地位、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以及主人公在爱情婚姻中所表现出来的女性主义,帮助人们了解18、19世纪中西方的社会婚恋观,对女性主义的形成及其在婚恋观中的体现进行剖析。
爱情婚姻是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中西方作家用细腻的笔触为渴望爱情的人们勾勒出一幅幅美好的感情画卷,用美妙的叙述来体现他们对爱情的深刻感悟,并以独特的方式在文学作品中演绎着各式各样的婚恋观。中西方的婚恋观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相似性。曹雪芹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现实主义作家,简·奥斯汀是英国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们的作品写的都是世间平凡琐事,没有惊天动地的大道理,却都揭露了当时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他们各自的代表作《红楼梦》和《傲慢与偏见》在爱情婚姻描写上有很多相似之处,都以主人公的婚恋为主要故事情节,描写社会、人生,反映了深刻的思想主题,并通过主人公对婚姻的选择表达了自己的婚恋观。本文尝试从女性主义的视野出发,分析这两部脍炙人口的巨作中人物的婚恋观。
一、女性主义在《红楼梦》中的体现
在中国,“女性主义虽为外来引进,但它毕竟是有自身原创的土壤。”[1](P12)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制度在政治、经济、文化、婚姻、家庭等方面把女性紧紧地束缚在狭小的家庭圈子里。这种性别制度给小说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从《三国演义》、《水浒传》到《西游记》,从《金瓶梅》到才子佳人小说,它们都是以男性的视角进行创作的,代表了男性文学创作的传统方向,是男权中心文化的产物。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是按照男人的理想塑造出来的,社会也没有给她们提供相应的土壤。无论她们怎么努力都不可避免地陷入“第二性”的地位,沦为男性的附庸。
明清时期,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以及声势浩大的个性解放思潮的高涨,新兴的市民阶层逐步意识到妇女作为人的权利和尊严,男性文人的女性观也在逐渐地发展进步,他们对女性意识的发掘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深入。提高女性地位的意识成为明清社会思潮的一股潜流。这为《红楼梦》这部鸿篇巨制的独特女性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契机。鲁迅先生指出:“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以说在中国的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2] (P9)《红楼梦》的写作目的之一就是“使闺阁昭传”,讴歌女性。而“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大结局更是将女儿国众多女子爱情婚姻的悲惨命运表现得淋漓尽致。曹雪芹首先将视角投向女性的日常生活,“对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尊重,上到老祖宗下到刘姥姥,还有中间大量的姿态各异的女性,连带各个等级不同的丫环仆人,作者都精挑细选进行细心勾勒,并赋予他们各自的生存空间,生命价值和意义。”[3] (P56)这是女性主义的独特内涵。宝玉的“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 [4] (P19)更是女性主义的价值诉求。宝玉用实际行动坚决
拒斥“金榜题名”“荣耀显达”,致使贾政因生“逆子”而辱没祖先,从而产生要“打死宝玉”的想法,贾母却以“先打死我,再打死他,就干净了!”及“只是可怜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4] (P217)骂得贾政无地自容。“宝玉挨打”最终以女性主义对父权制至上性的颠覆作为结局。
《红楼梦》的女性主义集中表现在将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建立于两性相悦、心心相印的基础上,从婚姻的角度出发展示女性的命运。宝黛钗的爱情悲剧是主线,穿插了许多女性的不幸遭遇,几乎所有人的命运都与婚姻有关。作者以其细腻的笔触,把女性置于与男性对等的地位,真实刻画了封建社会青年男女为追求爱情而挣扎以至于牺牲生命的动人形象,控诉了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摧残,期盼着婚姻的自主。
林黛玉是一个美若天仙、性情温柔、多愁善感又疑心重重的形象,她有着强烈的自尊心和叛逆精神。她那尖酸刻薄、孤高自诩、凡事不饶人、诸事好挑剔的性格里隐藏着强烈的自尊,这也是她渴望自主爱情婚姻而拼搏奋争的必然反应。她的女性主义婚恋观首先体现在她的诗歌《五美吟》中。在她眼里,西施、昭君、绿珠都是被男权中心主义彻底工具化的人物,而虞姬和红拂却看到了自我的人格和人生价值,积极寻求自身的解放。林黛玉在《五美吟》中表达了志同道合、夫妻平等的思想。她认真倾听自己情感的呼唤,向往着幸福自由的生活,至死不渝地追求着美好的爱情。她和宝玉的爱情缘于童年时期就开始的相伴相随及青年时期的志同道合,“日则同行同门,夜则同息同门,真是言和意顺,略无参商。”[4](P7)黛玉一直反对“仕途经济”及科举制度,从来不对宝玉讲那些封建教义的“混账话”。她和宝玉具有共同的理想和价值观。恩格斯对于爱情问题有这样的阐述:“第一,爱情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在这方面,妇女处于同男子平等的地位。第二,性爱常常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结合和彼此分离,对双方来说即使不是一个最大的不幸,也是一个不幸,仅仅为了能彼此结合,双方甘担很大的危险,直到拿生命孤注一掷。”[5] (P74)心灵相通,志趣相投使他们的爱情升华到了至高境界,她对宝玉的爱情至死不变,“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4](P286)正是黛玉爱情的写照,她以青春的生命去殉了自己渴求的爱情。
在大观园里,林黛玉不是孤身奋战,还有许多人在为自己的人格独立和平等自由的爱情作斗争。鸳鸯为了抗拒贾赦的逼婚,以死保持了自己的纯洁赢得婚恋自主。龄官严词拒绝宝玉要她唱“袅睛丝”,可见其不可侮的自尊及对情感自由的渴望。尤三姐勇于自主择偶,对婚姻有着自己的见解,“只要我拣一素日可心如意的人,方跟他去。若凭你们拣择,虽是富比石崇,才过子键,貌比潘安,我心里进不去,也白过了一世。”[4](P723)司棋宁死也要嫁给表兄潘又安,想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人,她用自己的生命唱出了一曲嘹亮的爱情之歌。
《红楼梦》通过大观园内外女子的爱情悲剧表达了尊重女性,男女平等,以共同的志趣为基础的自主的婚恋观,这是中国文学史上婚恋观的里程碑。
二、女性主义在《傲慢与偏见》中的体现
奥斯汀生活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一个传统保守的父权制社会,女性受到
普遍歧视,不论在经济、社会还是家庭中都依附于男性。随着西方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许多有思想的中产阶级女作家开始用文学方式倾诉女性受到的种种不公正待遇,对抗父权社会的统治。简·奥斯汀开创了英国女性主义的先河。她站在“人”的角度,对女性进行研究。她的作品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充分肯定男女平等,认为女性和男性一样有智力有理性,有自己独立的思维。优秀的女性甚至比男性更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傲慢与偏见》的女主人公伊丽莎白就是这样的人物。她博学多才,有思想有主见,追求独立自主,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聪明高傲的贵族子弟达西也在她的帮助下改掉了性格中不少的缺点。她总是用理性约束自己的言行。当她对韦翰产生好感时,并没有表现出过分的热情,当听说韦翰订婚的消息时,她也表现出了智慧女性的冷静和节制。她最先觉察到姐姐简和宾利先生的互生好感,对柯林斯和夏洛蒂的判断,对家人粗俗的反感,对周围人与事的了解都是通过她那敏锐洞察力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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