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的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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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蒂利（1929-2008），当代美国著名的政治社会学家，在社会运动、抗争政治、民族国家等方面上卓有建树。这本书是由魏洪钟先生翻译的，尽管译者魏洪钟先生声称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在翻译蒂利这本《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时,甚至一个词一句话也要花上一两周时间”学术界对他的翻译的回应是这本“历时两年”的译著,翻译水平和作者所追求的“信、达、雅”境界还是差了十万八千里。蒂利的著作在欧美学界,素以简练直白著称，但在魏先生的译本里,难以读通、读懂的句子却比比皆是。

艰难的读完这本书后，我有几点收获：

1 蒂利首先关注的问题是欧洲历史上曾经存在大大小小的帝国、城邦国家、城邦联盟这样的国家组织形式，为什么在近代历史上却一致的出现了向中央集权国家转化的趋势。首先，我想对民族国家这一概念申明下我的看法，蒂利他在原文中使用的是“national state”，这个词是很难直接翻译的，特别是不能翻译成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民族国家指的是在一个国家里，人民在文化和语言上具有很高的同质性，或者说就是由一个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而在这里，national state并不强调人民的同质性，而是指领土和国家治理的属性。蒂利指出：自17世纪以来，欧洲不同类型的国家越来越多地裹挟到国际体系和国际竞争中，大多数时间是以战争的形式竞争。在长期国际战争压力下，中央集权的国家形式被证明为最有效的，因为随着战争的升级，国家为了应对战争，必须从国民手中稳定地吸取大量的资源，从而维持大规模的常备军，同时有效的政府管理也为国内经济发展提供了保证和支持。使国内财富不断增长，以购买更先进的武器，而传统的帝国，城邦国家以及城邦联盟则受限于分散的间接统治形式、狭小的领土和人口 或 软弱的政府管理能力。比如帝国。帝国虽然也治理着广袤的领土，但是中央政府对于地方事务的干涉一般是很有限的。实际对帝国的各地进行治理的往往是世袭贵族或本地豪绅，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头蛇”也没什么发号施令的能力。再如 城邦国家，在欧洲中世纪兴起的许多许多意大利城邦国家，例如米兰和热那亚，就是这样的袖珍国统治面积通常就是一座城市和其周边地区。有限的地域和物力和财力是无法支付起以后高昂的战争费用的。最后，城邦联盟，虽然城邦联盟的面积也挺大，但是城市之间是基本平等的关系，并没有一个中央政府能够对所有城邦发号施令。不便于在短暂的时间内大量累积到宏大的资源来应对战争。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中央集权的国家的胜出：历经战争洗礼而幸存下来的国家都选择了民族国家的形式。

2 蒂利又提出，欧洲国家虽然最终选择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组织形式，但为什么国家会发展出不同的社会形态呢？梯利认为，这是因为在不同的社会中，强制和资本这两种要素的组合不一样。当然在这一个问题上，梯利说得也很抽象，或者说我天资有限，不能参透他的秘笈。但是梯利大致认为，在那些强制力高度集中，而资本相对匮乏的国家，比如你说的沙皇俄国，代议制的发展就比较缓慢，沙皇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官僚体系对贵族和农民进行无条件的压制和攫取。梯利把这些国家叫做“强制密集型国家”。而在那些强制力相对薄弱，资本却高度集中的国家，比如说荷兰，城市里的资本家就能够在政权中获得更多的代表权，因为你不给我代表权我就不借给政府钱。梯利把这些国家叫做“资本密集型国家”。当然，强制力和资本的分配如何影响政府形态，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我认同梯利的这个观点，即国家如何控制“枪杆子”和“钱袋子”决定了国家形态的发展。如果枪杆子和钱袋子都放在某一个利益集团中，或者枪杆子和钱袋子都通过好心的国家来提供，统治者可以肆无忌惮地绕开为资源榨取而不得不与资本和市民社会力量展开的讨价还价，所以我认为国有经济的过分强


势和外援，就为“去民主化“铺平了道路，。这一点,将是所有后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

3 蒂利还提出了一个观念，国家发动战争，战争塑造国家(states make wars, wars make states)。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在普遍征兵制基础上的强大常备军。为了在行政上和财政上支持军队和发动战争和出于社会管理和资源榨取效率的考虑,而逐步从较为简单的政府功能逐步扩大为较为丰富的行政体系。这个过程,一方面扩大了文官政府系统在国家政治权力格局中的权重,相应地削弱了军队组织在国内政治上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与被榨取者的讨价还价中,资本和社会组织力量的壮大和议会的最终出现,也削弱了军队组织的政治影响力权重，比如，为了争得大地主和资本家对战争的支持，国王有时必须建立某种代议制度，为社会精英提供一个利益表达的平台。这些大地主和资本家能够分得政权的一杯羹，也就更愿意为国王的战争出钱出力。法国的路易十六被战争搞得债台高筑，只好召开了三级会议，允许贵族和平民获得某种代表权。在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历史中,军队首先是作为对外威慑力量出现的,作为垄断国内暴力的对内强制工具,只是军队组织的副产品。蒂利将这样一个过程称之为“政府平民化”,军队组织对政治的影响力,在军队自身的专业化、文官体系扩权、资产阶级议会的兴起和社会组织力量上升的过程中逐渐下降,最终成为远离篡取政治权力的一支力量。 4 蒂利提出的抗争政治理论，他认为，中央集权国家所要求的直接统治方式与资源吸取能力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激起了各社会阶层广泛的“抗争”，抗争对政治民主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又在改变民众“抗争的方式。非民主条件下的抗争，往往是hi自发的、地方性的事件、带有暴力倾向，追求的是狭隘的地方或群体目标，通常表现为纵火、大声喧哗、袭击收税人、洗劫房屋等。在民主的条件下。则更采取普适性、模式化和自主性的抗争。包括，罢工，游行示威和群众集会等，斗争的组织性大大增强，并且更多的诉诸于普遍的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换言之，民主化提升了抗争的品质，抗争品质的提高进一步加快了民主化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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