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 叙事的身体：鲁本斯与历史-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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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的身体：鲁本斯与历史

亚历山大·克鲁格（1）曾经评论说，现代主义就是我们的古典主义，我们的古典风格。这就是假定它已成过去；但若如此，那么它始于何时？这就是一个问题，或一个伪问题，当它不是关于讲述历史的故事时，它导致一些关于现代性本身更深刻的问题。我自己将（似乎必须）以一个武断的看法开始，就是说，现代性始于特利腾大公会议（1563年结束）（2）——据此巴洛克成为第一个世俗阶段。不过我要说这并不是一个反常的主张，像它乍看上去那样：因为，如果我们必须把巴洛克与整个基督教世界宏伟的教堂建筑相联系，必须与宗教鼎盛时期相联系，那么我们就有一个现成的解释。

随着现代性和世俗化，宗教陷进了社会领域，也就是分化的领域。它变成了其他的世界观之一，许多当中的一种特殊化的世界观：一种在市场上推销和兜售的活动。事实上，面对后现代主义，教会决定为其产品掀起第一次大规模的广告运动。在路德之后，宗教开始了标牌竞争；罗马极力实行通常胡萝卜加大棒、加压制的双重策略，一方面是画家和建筑师，另一方面是教长和宗教法庭。马拉沃尔的论点——即巴洛克是公共领域和大众文化领域的第一次伟大发展——因此得到了证实和确认。（3）

但是，我们可能很想以另一种情况扩展这种断代的前提，一种非常不同的前提。黑格尔认为，有一个时刻，在宗教之后，艺术承载了表达上帝的使命：但这个时刻迅速被取而代之。（4）这是我们可能想完成的一种历史理论，于是提出，甚至按照他的看法，各种艺术在这种使命上的机会也不均等，在不同的年代时期的机会也不相同（稍后我会再谈音乐）。此刻，我们并不需要同时直接攻击上帝的概念，但肯定可以从那种奇怪的含义推断出某种东西，这就是在某个确定的时刻宗教不再能呈现它的使命。这个时刻无疑是“宗教的终结”的时刻，“宗教的终结”是一种深刻的黑格尔式的理念，我们可以根据著名的同样隐含于这些阐述中的“艺术的终结”之模式对它构建（但与科耶夫声名狼藉的“历史的终结”无关）。（5）

因此似乎可以假定“宗教的终结”对我们带来世俗化，可能还带来路德的宗教革命，它把通过宗教组织的文化转变成一个特殊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那种仍然称作宗教的东西变成了基本上属于私人的问题，变成了一种主体性的形式（其他多种形式当中的一

种）。就此而言，其后果是，作为承载上帝使命的艺术之顶峰出现在文艺复兴/变革时期，并在那个世纪非同寻常地繁荣，而当时一般都认为其特点是巴洛克风格，它以莎士比亚的戏剧开始，（经过差不多一个世纪对这个概念的扩展）以十四圣徒朝圣教堂的建筑结束（或者甚至可能以巴赫的精妙的音调体系结束）。（6）巴洛克风格是戏剧的巅峰时刻，伊丽莎白时期的风格只是西班牙戏剧（卡尔德隆）和法国古典主义（包括沃尔特·本雅明在其《德国悲苦剧的起源》一书引用的那种不甚著名的德国游戏书）的前奏：但戏剧也包括新出现的歌剧（也许可以并不夸张地说，在那些早期形式里已经预示了瓦格纳音乐剧的影子）。

我们承认，这是一个在诸多事物和经验方面都贫乏的时代；在技术生产之前，缺少形象，更不用说广告；没有收音机，没有报纸，甚至资产阶级也没有；没有乐器音响，除了那种称之为人类声音的基本乐器；缺少连续审美感受的丰富背景，以至于在我们自己的形象和景观社会里很难界定艺术，但它在这里局限于专门化的、不连续的一些时刻，如表演的时刻，节日的时刻，甚至是奢华空间的时刻，这些在那个时期都仍然局限于教堂和宫廷。我们必须努力想象一个电影（和电视）出现之前的时间；一个没有小说的世界；一个因此也缺少叙事的世界。于是在这个新的世俗化的世界里，戏剧便成了正当其时的审美迸发，当时主要的兴奋是在不受保护的农村里突然从外面来了雇佣兵，他们残酷地掠夺这些村庄——人们记得，对于尼采，以及对于他很久以后的阿陶德，残酷是一种审美乐趣的基本特征。

此外，在这个世界的小城镇和田野里，令人惊讶的形容词——barroco（巴洛克）——使今天的我们看到超验的阳光突现，看到过于丰富的物质装饰和语言修饰——审美乐趣局限于偶然相遇的冲击——例如在人民圣母大教堂昏暗的附属小教堂里，卡拉瓦乔的《圣彼得的十字架》的图像突然闪亮。我们今天必须想象那种冲击；它一定是偶然事件，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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