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福柯及其批判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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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福柯及其批判思想

[摘 要] 作为思想史上重要的人物，福柯的著作和生活对知识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研究福柯及其批判思想，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后现代主义思潮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福柯 思想 简述

一、福柯及其著述

福柯（1926—1984）这位巴黎高师（ENS）毕业的思想巨匠，是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是20世纪世界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著作和生活对知识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84年6月25日福柯逝世时，有人把他的逝世与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逝世相提并论，认为这两个事件都标志了一个时代的死亡。



福柯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认为启蒙运动将理性同解放和进步等同是不恰当的，认为现代性实际上是一种控制和统治的形式，主体和真理都是这种统治的造物。福柯的主要贡献在于对现代性、人本主义的批评以及对知识、权力、话语的分析。



福柯汲取营养的思想家主要有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德勒兹、巴塔耶，但是尼采关于求真意志与权力意志的论述以及系谱学的方法对福柯的影响最为突出。



福柯希望“对我们的历史时代进行批判，即揭示知识、理性、社会制度和主体性的现代形式，认为这些看似必然的东西实际上是在一定社会和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产物，而且具有权力和控制的结构”[1]。在疯癫、医学、犯罪和性议题上，福柯以他的视角进行了卓越的研究。



福柯的主要著作有《知识考古学》、《词与物》、《规训与惩罚》、《疯癫与文明》、《临床医学的诞生》、《事物的秩序》、《性史·认知的意志》、《性史·快感的享用》、《性史·关注自我》、《赫克林·巴宾：最近发现的19世纪法国阴阳人自传》、《死亡与迷宫：雷蒙·罗素的世界》等，福柯还编辑了《我，皮埃尔·希维尔，杀害了我的母亲、姐妹和兄弟：一个19世纪的弑亲案例》另外有福柯的访谈录编成的《权力的眼睛》等。



福柯的前期著作，主要关注了知识、权力、话语的问题，并且指出作为知识主体的“人”是历史的，但是在他后期的代表作《性史》第二、三卷和一些访谈中，福柯重新关注到主体，并指出伦理主体的塑造，生活风格的养成和生存艺术是从现代性中获救的希望。



二、福柯的批判思想




福柯关注的中心问题正是现代理性和人的主体性在西方兴起的社会历史条件。他彻底颠覆了近代以来西方人文科学的传统，其批判锋芒直指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现代性话语和主流价值观念，包括市场式的经济自由主义和权利式的政治自由主义。福柯的批判立场是后现代主义的[2]，对启蒙以来所高扬的理性的考量，是福柯的重要工作。后现代主义的社会理论“并不想成为马克思和涂尔干的理论那样的巨型社会理论，它宁可成为局部性的和种族中心主义的”[3]。



福柯把现代性分成两个时期，即古典时期（1660－1800）和现代时期（1800－1950），在古典时期对人类的强有力的控制方式开始形成，并在现代时期达到高峰。启蒙运动所宣扬的历史进步的观念实际上只是控制和塑造人的权力机制和技术的逐渐完善：“最终只是法制取代了战争状态；人在规范系统的范围内使用暴力，然后从控制到控制”。启蒙理性没有带来解放，只是用求全求同的虚幻追逐来压制和掩盖多元性，差异性和增殖性[4]。



福柯首先以其独特的视角从精神病学分析入手，对癫狂史进行了考察。他指出，社会对待癫狂的态度就是对非理性的态度，由此而来的后果就是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理性则在这样的对立中获得了对于非理性的绝对权威。福柯揭示了人们以纯粹理性的名义囚禁了它的邻居—非理性，理性的居高临下的独白如何将非理性压制和诋毁得沉默无言，直至无物。



福柯在《词与物》中分析了文艺复兴、古典时期、现代、当代四个知识型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内容。他认为历史的发展、知识的演化是不连续的、非线性的，历史范畴中的各种不同的沉积层都有着自己的独特的断裂和分割，“人们越是接近最深的层次，断裂也就随之越来越大”[5]；只是在现代知识型中，“人”才走到了表象的前台而成为世界的中心，但是，“人”正在接近其终点。那个自己创造自己的“人”，只是在18世纪末古典知识型消解之后出现的，现代生物学、经济学和文学的发展使得人文科学成为可能，“人”在此时方成为知识的对象。福柯认为现代知识正在崩溃，当代知识型的基本特征是“下意识”，其归属是事物“缄默的固体”和文本的“空白”，所以，作为现代知识主体和对象的“人”已不复存在。



权力问题作为福柯关注的焦点并始终伴随着他对于现代理性、知识形式、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遗余力的质疑和批判。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福柯认为现代理性是一种强制力量，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讨论的是现代人对自然的征服和社会心理的压抑，而福柯则集中关注个人在社会制度、话语和时间中被控制和被塑造成社会主体。但是因为持有完全不同的对“权力”的认识，福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终结权力、终结统治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因为革命的夺取政权或根本变革生产方式不会改变社会的本质，权力关系的网络会在革命之后原封不动的重现[6]。



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致力于揭示人性在以规训和惩罚为中心的权力—知识网络中是如何产生出来的，又是如何被控制、被驯顺的。他从被权力压抑的“他者”的角度，提出了“规训”的概念，认为由考古学和谱系学所揭示出来的“规训”，在词与物的无数次交流中，定位并操纵了知识和权力。规训提供准则，决定了疯人院、监狱、医院、学校的运作，并通过对思想的限制，固化了社会关




系、经济形式、制度框架和教育模式。福柯关于规训及其所定位的权力机制的论述，揭露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对于人的无所不在的控制。基于此，福柯把“自由”称为现代主义哲学的一种主观臆造。



基于对权力机制的考察，福柯对西方的人道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他指出：“所谓人道主义，我认为就是西方人在话语中得到的表述的总和：‘即使你不行使权力，你也可以是统治者。更理想的是，你越是使自己放弃行使权力，越是服从那些握有权力的人，你就越能提供自己的尊严”。人道主义编造出一系列屈从的尊严形式：灵魂(灵魂统治肉体，但却服从上帝)、意识(意识是判断力的灵主，却服从于真理的必然性)、个性(个性对个人的权利有控制权，但却得服从于自然和社会的法则)、自由(自由支配人的内心，但它却接受外在世界和命运的控制)。总而言之，人道主义代表着西方文明中一切限制“权力欲望”的因素，它禁止权力欲望，排斥一切把握权力的可能。”[7]



福柯对现代主义、理性主义、人道主义以及西方社会无所不在的操纵、控制和压抑的批判显示出不同凡响的启迪意义和理论穿透力。透过福柯在其理论活动中的某种超然的态度和他所运用的话语策略，我们能够深切地感悟出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批判立场。



参考文献：

[1]福柯《性经验史》译者序，第1页。

[2] 狭义的“后现代主义”是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接在十七世纪以来（以启蒙理性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主流知识或文化之后产生、作为对这一特定知识或文化精神之反应甚至逆动的那样一些知识或文化思潮。见谢立中的《“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



[3] 参见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第一章“后现代社会理论，社会学，以及社会学理论”。



[4] 《语言、反记忆、实践》，转引自《性经验史》译序第4页。

[5] M.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页。

[6] 《用马克思主义评析西方思潮》第四章“关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第278页。



[7] 引自王治河《福柯》,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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