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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哈贝马斯沟通行动理论与家庭互动
作者:牛艳秋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3年第32期
摘 要:沟通作为一种人际交往的方式,出现在生活中的各种情境里,当然家庭也不例外。然而,追根溯源,很多家庭互动的危机都是由于不良的沟通模式造成的,所以笔者针对这个问题,对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进行了研究,以此来为解决家庭矛盾提供可能。 关键词:沟通行动;交往;互动;家庭沟通
作者简介:牛艳秋(1991-),女,安徽蚌埠,河北大学政法学院社会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B51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32--01
人际交往是人们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沟通正是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的途径之一。哈贝马斯对人类的沟通和交往进行了研究,并建立了沟通行动理论,这些理论和思想对于家庭的沟通与互动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他认为人类从根本上呈现的是交往性的存在者,运用他们的沟通交往技巧来创造和维持社会关系。这种交往行动执行了三种功能,首先,它能被用来传递信息;其次,它也能被用来建立起与他人的社会关系;最后,它还能被用来表达某人自己的观点和情感。在这过程中表现出一种交往理性,通过所有相关人员的自由和公开的讨论获得一个最后的决断,这个决断绝不依赖于任何形式的强迫。所以,当家庭成员在进行沟通时,不仅仅是在传递信息与情感,同时也是在明确自身的角色与责任。
当然,沟通必须借助于“话语”的使用。通过“话语”这个过程,参与交往者的设想和主张能够受到讨论和批判,以便被接受或拒绝。可是,在交往和话语之间存在一个基本的对立,导致交往可能会出现故障。但理想的说来,通过诉诸话语,这些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在话语中,交往被理所当然的视为正确的东西都被作为有问题的东西来对待,而且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参与讨论。从此可以看出,家庭若使沟通进行的顺畅无阻,最基本的条件即是要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家庭内部能有自由民主的空间来进行决策与共同商议,保证每个人都有自由和权利来质疑对方的不合理,来倾诉自己内心的想法和意见。
不过,如果要想“话语”能够获得良好的效果,就得要求参与交往的每个人都必须设法确保四种有效性。这四个有效性是:“真实性”,即呈现出某种事物;“真诚性”,即表达出言说者的意向;“正确性( 适宜性) ”, 即与社会认可的期望相一致;[1]除此之外,还有对“意义”的要求,即必须保证说的话是有意义的。这些有效性是说话者为了证明他们已经说过的话和正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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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是正当的而无意做出的承诺。其实,家庭成员间的沟通也应该遵循这些有效性原则,彼此信任,不欺骗不隐瞒,在合适的时机采用适当的方式,真实的表达自我的想法,将不满或敌意的情绪进行合理的疏导,才能有效地化解矛盾与冲突。
通过对这些有效性手段与沟通理性的追求,就能达到一种“理想沟通情境”。它作为实际交谈和讨论的基础,是预设的,在这种情境中,每一个参与交谈的人都自由的对其他说话者所说的东西提出质疑。“理想沟通情境”实质上说的是一种完美的互动,参与者能在其中自由的表达他们自己,而且最终的决定将会是无异议的,并且完全被建立于更佳论据的力量之上。哈贝马斯认为在人类使用语言沟通的过程中,我们懂得运用语言和别人进行沟通或者要达到了解的时候,已经显示出我们是在追求一个普遍而没有制约的共识了,即:“达到了解”是潜藏在人类语言里的一个“目的”,而这个目的是进一步蕴含着一个没有任何制约的“理想沟通情境”。[2] 可是,在实践中的真实交流,可能会缺少这种理想环境,因而是遭受系统扭曲的,尤其是被交谈者之间的力量差异扭曲。[3]遭受系统扭曲的沟通是指沟通行动目标(即相互理解)没有实现,主要因为妨碍着社会性的互动,已经超出了所有参与者的交往能力,并且是不能被修正的。实际上,可能连参与对话的那些人都没有意识到出现了这个故障。哈贝马斯指出:人们可以继续彼此谈话,心里想着他们的意思是清楚的,但是他们没有进行交流。
总而言之,哈贝马斯所谓的沟通行动,大致有以下内涵:第一,“沟通理性”是沟通行动必须遵守的基本要求。它是不同参与主体之间通过交往、对话、商谈达成合作与协调的,是以寻求共存、互利发展的心理趋向和认知构架为行动目标的。第二,“理解”是沟通行动的精髓。“理解”表示两个交往过程的参与者通过语言媒介对世界上的某种东西达成理解,并且彼此能使自己的意向为对方理解。由此可见,他把“理解”视作主体之间为了实现沟通性的意识活动,是参与的主体之间的默契与合作,体现了其沟通的主观特征。第三,语言是交往的媒介,又是为理解服务的,相互理解是建立在语言交流上面的。显而易见,哈贝马斯所认为的沟通行动是主体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相互作用,以语言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致力于达成理解,而不是强迫性的共识。他认为沟通与人类社会生活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合理化的沟通才是人类的奋斗目标。
沟通行动理论在家庭中同样适用,家庭成员为了达到自身与家庭共同成长的目标,必须通过商议建立一种共同行动的模式,作为协作共处的基础,彼此之间通过共享一套共同的符号话语体系,增进相互的理解与默契,从而通过这种理性的而非不平等的沟通方式来实现家庭功能。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1978)[M].张博树译,重庆: 重庆出版社,1996 [2]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One [ M ].Boston: Beacon Press, 1984,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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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abermas. On Systematically Distorted Communication, Inquiry 13, 1970a:205~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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