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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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

文学院 播音主持专业 12090505 侯亦泽

中国和俄罗斯两国互为对方最大的邻邦，两国之间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交往几乎是难以避免的，注定是密切的，然而，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两国间的文学交往所呈现出的起伏跌宕，所具有的强烈的戏剧性和浓厚的传奇色彩，却是世界文学关系史中所罕见的，让人喟叹不已，回味无穷。

相比较而言，中国对俄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起步较晚，直到19、20世纪之交才开始，据戈宝权先生考证，最早进入我国的俄国文学作品是发表在上海广学会校刊《俄国政俗通考》中的3篇克雷洛夫寓言，时间约在1900年。而上海学者陈建华先生通过考证，却将俄罗斯文学进入中国的时间推前的近30年，他发现，最早的汉译俄国文学作品应该是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俄人寓言》，该译文载于《中西闻见录》创刊号，发表的时间是1872年8月。也就是说，到今天为止，俄罗斯文学进入中国的历史已经有了130余年的历史。

第一个单行本的汉译俄国文学作品是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这部由上海大宣书局于1903年出版的译著，还有一个长长的书名：《俄国情史，斯密士玛利传，一名花心蝶梦录》。中国对俄罗斯文学的正式接受，是从译介‚俄国文学之父‛普希金开始的，这不仅是一个惊人的巧合，同时也构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开端。

伴随着磅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俄罗斯文学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在中国传播开来。俄罗斯文学落脚于这一时期的中国，可谓适逢其时，因为它呼应了当时中国和社会和政治需求。‚五四‛前后的中国社会风雨飘摇，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在寻求救世的良方，而一贯以变革社会、介入生活为己任的俄罗斯文学，自然更让国人感到亲近。鲁迅说，俄国文学让我们感到亲近，‚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的读者大众，是一向不用自私和‘势力眼’来看俄国文学的。我们的读者大众，在朦胧中，早知道这伟大肥沃的‘黑土’里，要生长出什么东西来，而这‘黑土’却也确实生长了东西，给我们亲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这也就是说，俄罗斯文学在五四之后进入中国，其纯文学的、审美的作用或许是次要的，而它的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强大的人道精神则是感动中国读者的首要因素，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鲁迅还曾把俄国文学的译介工作比喻为‚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

俄罗斯文学在‚五四‛之后中国社会的广泛流行，还与这样三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密切相关：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当时的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然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的榜样和圣地，包括文学在内的苏俄的文化和思想，也自然会成为他们的理论源泉。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活动家中，有许多人都是杰出的俄罗斯文学的译介者，如瞿秋白、李大钊、蒋光慈等，他们的文学活动就是他们政治活动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这在世界文学关系史上可能是不多见的。人们曾认为，法国的启蒙思想、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文学，是‚五四‛运动的三大思想来源，由此不仅可以感觉到俄国文学在当时中国思想界的重要地位，而且也能让人意识到俄国文学和马克思主义在步入中国时可能存在的某种互动关系。其次是中国新文学的兴起。开始于‚五四‛前后的中国新文学运动，与俄罗斯文学的传入中国大致同时，包括俄罗斯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基者的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等人，都是俄苏文学的翻译者和积极推广者，这个史实最好不过地说明了俄罗斯文学在中国新文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曾发挥的巨大作用。最后，就是中国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在中国的抗战开始之后不久，苏联也开始了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由于当时的日本还与苏联保持着比较正常的关系，俄苏的文学作品在被日军占领的上海等地还可以出版，由中共以‚苏商‛名义在上海创办的‚时代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大量的苏联卫国战争文学。在由该社主办的刊物《苏联文艺》的创刊号上，主编罗果夫这样写道：‚在伟大的十月革命之后，俄国文学的声誉在中国特别增长。……在俄罗斯人民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第二次卫国战争时，中国对于苏联文学的兴趣愈加提高了。‛那些再现苏联人民可歌可泣战斗精神的文学作品，如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格罗斯曼的《人民不死》、戈尔巴托夫的《不屈的人们》和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等，极大地鼓舞了战火中的中国人民，


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军火‛，同时，这也进一步拉近了苏俄文学与中国社会的关系。

然而，如果说，俄罗斯文学在‚五四‛时期对中国文学影响就整体而言是正面的，有益的，那么，它在50年代之影响的结果，则呈现出一种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互混杂的复杂态势。中国在接受俄罗斯文学时所表现出的政治化和社会化这两大特征，在20世纪50年代得到了最为典型的体现，其结果，一方面，文学作为意识形态，作为教育人民的思想武器，被赋予了崇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文学的审美特征和作家的创作自由度相对而言却遭到了削弱；一方面，文学因为官方的倡导而获得了空前的受众以及他们空前的阅读激情，文学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普及，另一方面，过于沉重的社会负担也往往会成为文学前行的包袱。

自斯大林逝世后不久就已露端倪的中苏意识形态分歧，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初公开爆发，1961年，赫鲁晓夫撕毁中苏合作协定，撤走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彻底决裂。与此相应的是，对苏俄文学作品的译介也突然中止，两国的文学交流也完全中止，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近20年。而在稍后开始的‚十年浩劫‛时期，不仅俄苏文学，就连整个外国文学，或者说全部的文学，都成了‚革命‛的对象，都成了被打入冷宫的‚禁书‛，除了几台样板戏和几部‚高大全‛小说，整个民族就再也没有任何文学食粮了。

可是，俄苏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恰好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颇具戏剧性的场面。从50年代的反右时期开始，在有关方面的授意下，原本对俄苏文学怀有崇敬之情的部分译家和学者，开始绞尽脑汁地在其译介对象中寻找旨在为国内政治斗争服务的‚反面教材‛了，50年代中期出现的苏联‚解冻文学‛以及其中的‚人性‛、‚阶级调和论‛等便成了‚批评‛对象。更为奇特的是，在1961－1966年期间，由作家出版社和中国戏剧出版社‚内部出版‛了一批‚供批判用‛的外国小说，因其装帧简陋，只用稍厚的黄纸做封面，因而被称为‚黄皮书‛。苏联文学作品在‚黄皮书‛中数量最大，先后出版的有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山外青山天外天》和《焦尔金游地府》、爱伦堡的《解冻》和《人〃岁月〃生活》、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索尔仁尼琴短篇小说集》、阿尔布佐夫的《伊尔库茨克故事》、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艾特马托夫的《小说集》等。让决定出版这套书的人士料想不到的是，这套‚黄皮书‛在出版之后却成了非常抢手的畅销读物，在精神食粮空前匮乏的年代，这些苏联小说被悄悄传阅传看，人们或在灯下偷读，或逐字抄写，俄罗斯文学竟以这样一种非正常的状态保持了其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

在俄罗斯当代作家佩列文的小说《‚百事‛一代》（1999）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心态的话：‚不能说他们背叛了自己先前的观点，不能这样说。先前的观点所朝向（观点总是有所朝向的）的空间，本身就倾塌了，消失了，在智慧的挡风玻璃上没留下任何细小的斑点。四周闪烁的史完全别样的风景。‛在苏联解体前后，一种具有后现代特征的文学思潮，也曾被称之为‚别样文学‛。的确，苏联解体以来的俄罗斯文学，的确与苏联时期的文学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国的俄罗斯文学译介事业。

总的看来，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俄罗斯文学作品的出版量也减少了，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人们普遍赞同全球化和文化多元的当下，反而出现了英语和美英文化的话语霸权，现比之下，俄罗斯文学和其他非英语文学一样，都变成了‚小语种文学‛，被程度不等地边缘化了；其次，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的国力有所下降，国际影响与苏联时期不可同日而语，虽然一个国家的文学水平与国力之间并无什么直接的联系，但其国际声望的大小无疑还是会影响到其文学和文化的辐射力的；最后，我称之为‚后苏联文学‛的解体之后的俄罗斯文学，自身出现了空前多元的局面，令人有眼花缭乱之感，这使得在对其的整体把握和系统译介上也许会遇到一定的难度。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这样三个情况：第一，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文学中的重要作家及其代表作，一直处在中国翻译者和研究者的视野之中，即便是在出版环境大不如从前的近十几年，每年都仍有数种，甚至数十种俄罗斯当代文学作品面世，索尔仁尼琴、拉斯普京、马卡宁、维克多〃叶罗菲耶夫、乌利茨卡娅、佩列文等俄罗斯主流作家的新作都被源源不断地介绍到中国，这使得我们一直保持着对俄罗斯文学连贯的关注。第二，俄罗斯当代文学作品在译作数量上的减少，也许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文学的中国的接受水平的整体下降。布罗茨基曾在一次访谈中说道，他在年青时曾花费数年时间‚读完了‛俄罗斯文学。我们也许可以说，经过几代中国翻译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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