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互补及其对中国社会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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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道互补及其对中国社会之影响

儒道互补奠定了中国人的文化生命形态，铸造了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人的国民性，形成了中国人独有的阴阳互动、刚柔相济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儒道都是“推天道以明人事”，只是两家的落脚点不同，儒家在中国社会中起到了动力机制作用，道家起到了平衡机制作用，儒道互补表现为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的对立与统一。儒道均具有宗教的超越性，但与西方的宗教性不同，主要体现在“安身立命”、“终极关怀”和人格的“内在超越”等方面，其内在的根据是道德精神。中西方不同的宗教性对科学、民主和社会政治的演化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标签：儒道互补；中国社会；影响作用

在诸子百家中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是孔子和老子，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影响最深、既广且久的学派是儒道。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特点是“阳儒阴道”、“外儒内道”、“儒中有道”、“道中有儒”，儒道互补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奠定了中国人的文化生命形态，形成了中国思想的阴阳互动、刚柔相济的特色，缔造了大一统的中华帝国，铸造了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人的国民性。



儒道在源头上就是互补的。儒道思想源于中国古代夏、商、周“三代”文化，均产生于发达的农业文明和成熟的理性智慧，其共同的文化源头是《易经》。《周易》前一部分是《易经》，包括六十四卦的卦名和卦画，周文王的卦辞和周公的爻辞，后半部分是《易传》。《周易》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是揭示自然、社会和人的身心发展变化规律的一部经典，它以朴素的辩证思想揭示了包括时间、空间、物质三个范畴在内的日地关系同步运行的规律，囊括了包括时间(春夏秋冬年)、空间(东西南北中)、物质(金木水火土)在内的地球上一切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人的身心运行最普遍的变化规律。《周易》中所讲的“太极”，是指太阳系中恒星和行星的两极，所说的“两仪”是指乾坤，亦即日地，所说的“四象”是指四季——也就是“元亨利贞”四德，与春夏秋冬(年)，与木火金水土、仁义礼智(信)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依据天道讲人道的天人合一思想。“推天道以明人事”，既是道家的宇宙论、本体论，也是儒家的思维模式。《中庸》记载孔子赞扬舜为大知，深知人性，抑恶扬善，其意就是要知人知天，推天道以明人事，要知天文历数，懂得日月运行之周期是怎样赋予万物以生命的智慧，这就是神明之德。尧舜禹传位时谆谆告诫的“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其内蕴是告诫后者要懂得“立天之道为阴阳，立地之道为柔刚，立人之道为仁义”。儒家的仁道是针对人性兼具群己善恶两端提出的对治原则，用社会性的“仁”来对治个体人的本能欲望。《黄帝内经》里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说明生命机体本质上是一种宇宙现象。饮食男女兼具本能、社会性，“允执其中”就是不能只执其一端，执一端叫违犯天命，顺天应人就是顺天道应人性。“孔子晚而喜易”，“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就是对《周易》揭示天道、地道和人道规律的奥秘之感叹。可见，儒道都是“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只是儒家的落脚点在社会人事上、政治上、修齐治平上，而道家落脚在个体的生命智慧上，它的道、德、太极、有无等概念都来自《易经》。儒道都承认天道、地道和人道三才一贯之道，都认为宇宙的大天地与人身小天地息息相关。天有五行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






喜怒思忧恐，说明五行与五脏相应，与人的情志五，情相应。以上所言乃是说明在孔子老子之前就有一个人文传统，亦即道统至德。儒学是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以中庸为方法论的修、齐、治、平的经世之学，又是一种以制约本能、崇奉理性为主要特征的人性理论和人文思想体系。道家思想是一种宇宙生存论哲学，它属于黄老系统，源头之一是以“坤卦”为首卦的《归藏》。道家思想的最大贡献在于为中国哲学提供了宇宙论、本体论和辩证思想，更多的体现了隐者的心态，以清净无为、不争、知足、返璞归真为根本宗旨，鄙视世俗功利、物欲和名利。他们倡导在小国寡民的原始状态中过逍遥自在、淳朴自然的生活。



儒和道何者更适宜中国人的生存需要?我认为，是儒道互补更适宜中国人的生存需要。事实上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正是儒道在互补中演进和发展的文化史。儒家虽说是官学，是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但它缺少道家的形而上学的思辨色彩，缺少宇宙生成论和本体论的一套成熟的思维模式。另外，儒家还缺乏一种在民间传播和扎根的载体。道家之所以能在中国大地上之所以顽强地生存发展下来，是因为有道教这一本土宗教作为载体。所以，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根底全在道教。”李约瑟也曾说过：“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尽管魏晋以降，儒道佛三家成为三大主流学说，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翼，互相渗透、互相推动，影响中国哲学的全局，但这一观点无法说明先秦和两汉的思想史，不能贯彻历史全过程。唯有儒道互补这一看法才能说明中国思想文化的行进脉络和线索。儒道互补源远流长，贯穿中国哲学史始终，体现了中国思想的阴阳互动、刚柔相济的特色，满足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文化建设的需要。儒学的历史意义很大很深远。最大的一点是它表征中国文化，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主体，给中国思想文化留下了最多的印记；它在形成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人的国民性方面所起的作用最大，因为它曾经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思想。不仅如此，它还对东亚乃至欧洲、全世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在17－18世纪，欧洲著名学者受到儒学极大的影响。法国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在他的文集中热情歌颂孔子，他认为儒学是“理性的宗教的楷模”，而中国人是“所有人中最有理性的人”。他称赞孔子“卓然不以先知自诩，绝不以自己受神的启示自诩，他根本不相信新的宗教，求助于魔力”。美国学者顾立雅在他的《孔子与中国之道》的《儒学与西方民主》章节中详尽论证了儒学对法国大革命乃至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所产生的影响。儒学对美国民主的影响是经由法国启蒙思想而产生的。当然，儒学的现代价值要经过创造的转换，尤其要在与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三者之间的互动对话过程中不断发掘，如“天人合一”、“中庸之道”、“内圣外王之道”、“和合”、“自强不息”、独立人格和丰富的道德人格修养理论等。儒家重教育、重修身、重家庭、重整体和社会、重群体，富有凝聚力，有一套组织民众的智慧，具有自强不息、积极有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代表阳刚，是人文主义的，讲忧国忧民、修齐治平、经世济民，主张社会文明的不断创造和不断进步，在社会发展中起到了动力机制的作用。追溯历史，三代文明的传承的动力在于孔子门人有一种文化自觉意识，对《六经》所作的传承、总结、发展和提升。中华文化五千年从未中断，一以贯之，不能不归功于孔子儒家门徒将古代文化在损益中不断传承和弘扬。与儒家的阳刚相比，道家是阴柔文化。道家认为自然本性是淳朴的，社会导致了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和人的主体性的凸现。中国早在西周时就有人文主义传统，后来在君主专制主义统治下，人的主体一直在宗法人伦的等级社会中得不到张扬，加上我们从古至今没有西方主客两分，从概念到判断、推理所形成的庞大的形式






逻辑体系和机械论的思维模式，所以近代以降的科学技术落后了。今天，我们应大力倡导的是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关怀这一科学的信仰，但是要使这个崇高的信仰真正深入中国老百姓的心里，就必须使之与中国人本土的信仰结合起来。我们不可能像西方人那样也去请来—个“人格神”上帝，我们应在我们崇奉的“道”、天人合一以及重人文和重道德的传统中开辟出一条与马克思主义信仰相互通融和说明的路径，以使中国人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本土的民族性的文化基因。实际上对于这一问题，现代新儒家曾经从另一方向做过艰辛的努力。现代新儒家援西人儒，是在西风东渐，中华文化价值体系失落的情势下，试图上承宋明儒学进而复归先秦儒学，力求吸收和消化西方文化的一种哲学思想。它与传统儒学的区别主要是融入了西方文化，试图由“内圣”开出自由民主的新“外王”。它强调传统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特别重视心性之学，肯定道统是立国之本，强调中国文化的独创性，对中国文化有危机意识和使命感，号召民众对自己的文化要抱有同情和敬意，试图重建道德形上学，提出返本开新。特别是现代新儒家的第三代如杜维明等人视野更宽。问题的关键是，现代新儒家要想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必须与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进行更密切的对话和交流，尤其要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进行对话和交流，以使两方面能够得到整合和融合。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这是毫无疑义的。因为现代中国人是从历史的中国逐步走过来的，不管老祖宗给我们留下多少好的东西还是坏的东西，我们都必须承受下来。倘若连自己的祖宗都不认，你怎么去汲取人家祖宗的好东西?因为传统就活在你、我、他的生命体中，就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谁也抛弃不了渗透在自己血脉中的传统。如果传统的精华得不到弘扬，糟粕得不到剔除，我们就没法建设新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不应是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现代新儒家的简单结合。我们要吸收的思想文化还有很多，我们要吸收全人类的思想文化的积极因素，在实践中进行创造，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这要靠广大知识精英和全体民众在社会实践中，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机制和体制层面、观念层面不断探索创新，这是人类历史上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模式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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