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美与公正 李健吾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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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吾文学批评的独特性

寻美的批评 正如蒂博代所说“寻美的批评家是在对读者讲话，是要让他们明白一本古书或新书好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好；他不是在对作者讲话，完全用不着说他们的作品令人赞赏。”①(法)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23页。

朱光潜先生曾经将批评家分成四类:第一类是“导师型”的批评家，这类批评家“对于各种艺术报有一种理想而自己却无能力把它实现于创作，于是拿这个理想去期望旁人。这类批评家喜欢向创作家发号施令”;第二类是“法官型”的批评家，“这班人以纪律来衡量一切作品，和他们相符的就是美，违背他们的就是丑”;第三类是“舌人型”的批评家“这类批评家不敢发号施令，也不敢判断是非，只是把作者的性格、时代和环境以及作品的意义剖析出来，让欣赏者看到易于明了”;第四类就是“餐餐型”的批评家，这类批评家“只贪尝到美味，尝到美味就把他的印象描写出来。”②从李健吾所秉持的文学批评理念以及所表现的批评风格可以看出来，他无疑是属于朱光潜先生所说的“婆餐型的批评家”。他始终关注的是文艺本身，“艺术的目的是美，所以我们的努力全在实现这种目的’，，“对于一个艺术家，美了就道德”⑧他批评文集取名为《咀华集》，就取义于含英咀华，把作品当做“每早饮露餐阳的鲜花”。

李健吾对《边城》的评价:“《边城》便是这样一部idyili。杰作。这里一切是谐和，光和影的适度配置，什么人生活在什么样空气里，一件艺术作品，正要叫人看不出是艺术的。一切准乎自然而我们明白，在这种自然的气势之下，藏着一个艺术家的心力。细致，然而绝不琐碎;真实，然而绝不教训;风韵，然而绝不弄姿;美丽，然而绝不做作。这不是一个大东西，然而这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在现代大都市病了的男女，我保证这是一幅可口的良药。”④从这段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李健吾正是一位挥洒自己才情寻找美和创造美的批评家——寻美的批评家。

一般来说，文学批评的文字很难写的生动活泼，更不要说写的像诗歌一样优美动人。我们惯常阅读以及自己写的批评文字，多是语言枯燥无味的。可是李健吾用诗一般的文字撰写批评文章，读完之后还似乎余香沁肺，余音不绝。他“寻美批评”的实践证明了批评的文学性的可能性和独特魅力，增添了我们对于批评文字的信心。

李健吾的两部《咀华集》文笔优美，流畅清新，很多篇目都是情谊绵长、珠圆玉润的美文。

例如他评何其芳的《画梦录》，说他是“把若干情景揉在一起，仿佛万盏明灯，交相辉映;又像河曲，群流汇注，荡漾回环;又像西岳华山，峰峦叠起，但见神往，不觉险碍。他用一切来装演，然而一紫一金，无不带有他情感的图记。这恰似一块浮雕，光影匀停，凹凸得宜。”“他有的是姿态。和一个自然美好的淑女一样，姿态有时属于多余。但是，这年轻的画梦人，拨开纷披的一切，从谐和的错综寻出他全幅的主调，这正是像他这样的散文家，会有句句容人深思的对话，却那样不切说话人的环境身份和语气。他替他想出这些话来，叫人感到和读《圣经》一样，全由他一人出口。此其我们入魔而不自知，因为他如彼自觉，而又如此自私，我们不由滑上他‘梦中道路的迷失”，。②这完全是一段形象优美、浮想联翩的散文，随意中透着大胆。你不得不承认他语言的妙处。在李健吾的批评文章中，形象、优美、感性的句子随处可见。

“仿佛一棵烧焦的幼树，没有《生死场》行文的情致，没有《一千八百担》语言的生动，不见任何丰盈的姿态，然而挺立在大野，露出棱棱的骨干，那给人茁壮的感觉，那不幸而遭电击的暮春的幼树。”③这是他对叶紫小说的评价。

李健吾文学批评寻美而不唯美，为艺术而不唯艺术，他尊重艺术规律，强调美的追求但


并不回避自己人间情怀的宣泄和社会责任的表达。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一次将李健吾的文学批评纳入现代文学批评史，并明确地将其归纳到印象主义的门下，强调李健吾批评的“审美性”。后来的研究者也基本用类似的阐释思路评价李健吾。对于李健吾文学批评的文学史定位是，他的批评是一种独特的审美感受和审美鉴赏，是一种艺术和美学的鉴赏。

李健吾“在坚持文学本质的同时，并没有失却对于时代精神的认同，只不过他要求政治在介入文学之前，必须先找到适合自己的转化形式，尽量能够不着痕迹地渗透到作品中去”，在对他们的评论中，李健吾始终坚持“既肯定他们的正义感，同时又对他们的艺术上的不完美提出了批评”。④这似乎体现了李健吾文学批评的某种悖论，不过它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李健吾文学批评思想复杂的一面。

在三四十年代，占据主流的现实主义批评建构的话语背景中，李健吾批评话语无疑是处于边缘的位置。用蒂博代的观点看，这样一类批评家属于寻美的批评家，而使用现实主义批评话语的批评家则属于求疵的批评家，他们眼中看到的是无比的沉重。李健吾眼中看到的也并不是无限的风光，他身上令自身难以忘怀的知识分子身份以及知识分子对灾难深重的现实的深切关怀使得他必然地会加入到时代的大合唱中，对于现实主义批评所关注的话题产生认同。尽管李健吾用心浇注的是一株另类的奇葩。可他也无法漠视现代中国惨痛的现实。他在寻美的同时不可能忘情或超然于社会现实。时代和历史都不允许他漠视一切。他倾向于拥有某种关怀的批评心态，倾向于在寻美的同时也涉足现实。这是一种极矛盾的状态，这也是现代中国文坛的另类风景。李健吾强调美的追求但并不回避自己人间情怀的宣泄和社会责任的表达。我们说他的批评是一种寻美而不唯美，为艺术而不唯艺术的批评。

李健吾在《八月的乡村》中的批评话语很能提供极具说服力的证据。他写到:“然而一声霹雳，‘九一八’摧毁了这个殖民地的江山。他不等待了。‘那白得没有限际的雪原’，‘那高得没有限度的蓝天，和它们粗大的树木，肥美的牛羊，强悍的人民，全要从他的生命走失。他当了义勇军。眼睁睁看见自己争不回来他爱的乡土，一腔悲愤，象一个受了伤的儿子回到家里将息，他投奔到他向未谋面的祖国，一个无能为力的祖国!萦回在他心头的玫瑰凋了，他拾起纷零的幻象，一瓣一瓣，缀成他余痛尚在的篇幅。”①李健吾在这里使用的是随笔性的批评话语，这样一类批评话语的能指是优美的文字和如诗般的语句，所指却是作品的时代背景，作品中沉重的现实内容，作品对于人物性格的深入刻画。在如诗如画的话语的引导下，我们读到的不仅仅是一幅画卷，也看到了一颗悲枪的心，听到了一阵阵扼腕呐喊。面对这样一部充满民族感情、饱含爱国激情的作品，李健吾也无法仅仅写下作品给予他的整体印象，知识分子的良心使他同样也不自觉地进入了现实主义批评话语所关注的领域。

《八月的乡村》与现实的紧密度促使李健吾正视民族的灾难。正因为李健吾并不不回避自己人间情怀的宣泄和社会责任的表达。所以我们能看到社会现实唤起李健吾胸中暗藏的革命激情，激活他心中潜在的以批评介入生活的欲望。他并不一味保持超脱和淡然，他并不一味坚守单纯的“艺术”。残酷的时代和惨不忍睹的现实不允许他保有艺术家的所谓的“公正”。他义愤填膺地写下:“我们处在一个神人共怒的时代，情感比理智旺，热比冷要容易。我们正义的感觉加强我们的情感，却没有增进一个艺术家所需要的平静的心境，我们不要饶恕敌人，也不愿指出敌人优胜的原因。”① 公正的审美原则

李健吾文学批评的公正表现为不溢美、不苛责。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批评家，最为可贵的就是公正，既不溢美也不苛责，恰如李健吾自己所说的“不诽谤，不攻评，不应征”。③1927年10月29日，李健吾写下了他生平第一篇文学评论文章《赛先艾先生的<朝雾>—读后随话》。在这第一篇评论文章中，我们就能领略到他严正的批评态度和公正的批评尺度。这篇评论是献给好友的，朋友间的情谊自然是写作的缘起，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其批评。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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