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学上两位女性形象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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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学上两位女性形象比较

作者：郭国庆

来源：《文学教育下半月》2010年第04期

“红杏出墙,移情别恋”,这是中西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一个主题,有些评论家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妇女的“红杏出墙,移情别恋”是由于妇女在以权力结构为基础的,大男子主义的社会里受深度压迫的缘故。因此妇女的“红杏出墙,移情别恋”不仅是妇女在生理和文化等方面遭受阉割的一种强烈的经验,也是她们对社会权利的一种热切的追求方式,注定是要失败的。另外,弗洛伊德还这样认为,妇女的这种“红杏出墙,移情别恋”是一种对性的正常的需求与大胆的尝试。社会学家认为这又是一种对社会的无情的揭露与批判。总之,我们如果按照上述几种观点去看“红杏出墙,移情别恋”的话,我们都会对其持肯定态度。下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中西文学作品中的两个女性形象,以求得印证。同时,也对其原因作一点简单的分析。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金瓶梅》中的潘金莲。潘金莲是一位风华正茂,姿色过人的女子,但由于命苦嫁给了武大郎。武大郎是一个黑不溜秋的“三寸矮树皮”。按伦理观念以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确,在一开始的时候,潘金莲一直守着自己的妇道。丈夫出门,自家在家做饭菜、补衣服等丈夫回来。回来后,两口子虽说不上什么恩恩爱爱,但却都相安无事。可以这样认为,潘金莲当时的确代表了中国文学中贤妻良母型的形象。可是到了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潘金莲碰上了西门庆,于是就勾搭成奸。当然在勾搭成奸之前潘金莲也还是具有了东方女性的所谓“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羞态。即使到了后来两人“木已成舟”也只不过是偷偷摸摸,暗自幽会而已。事情败露之后,两人只好作暂时的分开,都没有勇气去求社会的认可。虽然二人已情投意合,用现在的话说是二人心甘情愿。在这样一种欲爱不能,欲罢不甘中,他们谋害了武大郎,当然最终的结果是两人都是走向了死亡。可是如果我们回头去想想潘金莲与武大郎,两人既非“男才女貌”,又非“门当户对”,像这样的爱情婚姻从一开始就没有建立的基础。自然免不了要失败。更何况我们开头也提过,女人也有自己正常的需要。因此在潘金莲遇到西门庆以后,在王婆的怂恿下和西门庆相爱,“红杏出墙,移情别恋”就显得有点理所当然了。弗洛伊德认为:“人在自己的愿望不能满足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做白日梦。”因此作为潘金莲、在自己的白日梦能实现的时候,自然就把中国女性的“从一而终”的思想抛到九霄云外了,走上了和西门庆相爱的不归路。在这里,她的爱,她的“红杏出墙,移情别恋”就让我们感到不出乎意料了。

下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妇女形象,她就是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

安娜是一个美丽、端庄、聪慧而又精力充沛,内心世界非常丰富的贵族妇女。然而不幸的是在她还不懂得什么是爱情的时候,就由姑妈作主把她嫁给了比她大二十岁的卡列宁。卡列宁是一个极端冷酷、虚伪自私、刻板的大官僚政客。他一味效忠沙皇,妻子安娜在他眼里不过是玩偶而已,安娜一直不满自己那没有爱情的包办婚姻,再也不能忍受已度过了八年的没有爱情,令人窒息的官僚家庭生活。对此,安娜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地提出了抗议,向人们说:“你们不知道八年来他是怎样摧残了我的生命,摧残了在我身体内的一切东西——他甚至一次没有想到我是一个需要爱情的活的女人。”当她与对她一见钟情的渥伦斯基邂逅相遇后,她那久藏于心底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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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自由的火焰,便熊熊燃烧,再也无法烧灭了。安娜不顾一切地接受了渥伦斯基的爱情;她为了追求自己的真正爱情和幸福,不顾传统偏见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和渥伦斯基同居,公开自己和情人的关系,提出与卡列宁离婚的要求,这些都表现了安娜与丈夫和他代表的上流社会绝裂的非凡的勇气;但是在黑暗与冷酷的社会中,他的追求同样也是以失败告终,只好走向了死亡。

安娜的死,是对社会黑暗的揭露与批判,同时也是他个人追求的反应。通过她的悲剧揭露和批判了俄国上流社会的腐败、黑暗及道德的堕落。同时在安娜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一位争取个性解放的大胆的女性形象。针对此,我们对安娜的“红杏出墙,移情别恋”就觉得合情合理,无可厚非。

可是在我们看完了两位女性形象的命运结局后,我们不由得有了这样的深思,两人最终的结果都以死亡告终,但过程可就一点都不同,可以这样说,潘金莲是“偷偷摸摸地爱”,而安娜是“轰轰烈烈地爱”,如此不同的过程,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中西文化的不同之处。

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女性形象。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有着不同的发展历程,也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以及不同的意识形态体系。因此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女性形象当然也就有别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女性形象。

在古代的中国,夫权是当时社会的一大特点,因为封建的血缘宗法社会是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上至皇帝,下至大小官吏以及宗族组织中的族长、家长均是男性担任。妇女自从母系原始氏族公社结束以来,就一直处于从属地位,丈夫对妻子有着支配和占有的权利。只能在家中操持家务,侍奉公婆,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严守着三从四德的律条。男人可以纳妾或休妻再娶,都要女人从一而终,保持贞操,即使丈夫死亡,妻子也要为之守节,不能再嫁,几千年来的传统社会中形成了一整套束缚女人人身自由的清规戒律。

再说,中国传统文化对个人价值的肯定,不在于个人物质欲望的满足,也不着眼于个人精神的愉悦。而是从个人与对象(家庭、家庭、国家)的关系上来肯定个人心性的完善。换言之传统文化所肯定的是人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即是说,个体承担责任要追求一种主体道德心性的完善。比如说妻子对丈夫的“忠”,妻子作为家庭中的一员,她必须对丈夫忠,不得有私心杂念,否则作为一个“道德主体”的人,就只能算是一个叛逆者,一个人人得而诛之的不守妇道的贱人。所以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潘金莲要想追求自己的幸福,两情相悦就根本不可能,因此在她和西门庆勾搭上以后,自然而然也只能是以一种偷情的方式偷偷摸摸去做,在这里我想说的还有一点,那就是虽然潘金莲偷偷摸摸,但是这种偷也表现了妇女在生理和文化方面遭受阉割的一种强烈的经验,也是她们对社会权利的一种热烈追求,只不过这种追求是一种萌芽状态下的追求,是一种不敢面对世人的追求而已。这样的追求一直到了20世纪之后,随着世界范围内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中国的女性才开始了觉醒,中国的夫权制才有了一丝松动。可以这样说,潘金莲的现象代表古代中国一部分妇女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被欺辱的现象。也就是这样一种文化背景,才导致了中国古代女性不能爱自己所爱,不敢大胆去爱。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夫权与家庭制度正是导致潘金莲偷情最终走向死亡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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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西方文化背景中的女性形象。

西方文明从一开始就具有种族对立,相互征服的特性,他们历来崇拜勇猛善战的大征服者,因此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他们崇尚的就不是中国文化中“道德主体”的心性完善,也不是个人与家庭、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关系,而是以人为本,以自己为中心的个人本位思想。在这样一种思想中他们以自我为中心,注重人格和尊严、其个人本位思想就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相对中国而言,西方的家庭组织相对较少,家庭结构松散,家的观念淡薄,个体意识极强。这样个体意识形成的原因是因为根据基督教的观念,人是上帝创造的,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子民,因此每个人都具有最高的内在价值与人格尊严。在这样一种个体意识极强的氛围中,我们的安娜一见到渥伦斯基,便不顾一切地爱上他,她为活出人的最高的内在价值和自己的人格尊严而追求,正如作品中所说:“你们不知道八年来他是怎样摧残了我的生命,摧残了活在我身体的一切东西——他甚至一次都没有想过我是一个需要爱情的活的女人。”在这样一种呼声中,安娜不顾一切地接受了渥伦斯基,不顾传统偏见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和渥伦斯基同居,公开和情人的关系,提出与卡列宁离婚的要求,这些都体现了西方文化中个人本位思想对人的影响的深刻性,因此我们可知,安娜的判逆、也是一种在西方人个体本位思想的表现。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中西双方的文化背景,我们对潘金莲与安娜的“偷偷摸摸”“轰轰烈烈”就可以下这样的定语了:潘金莲是中国夫权制与家庭家族法制的牺牲品,而安娜却是西方个人本位思想的表现者,虽然这种表现的最终结果是失败的。再回到开头我们所说的话题上来,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知:潘金莲与安娜的“红杏出墙,移情别恋”是有理可讲,有根可查的。因此,我们得出一个民族的文化会影响社会的各个方面的结论,诸如爱情、婚姻、家庭等。

以上就是对两个人物的浅论,不管是印证,还是究其根源,我们都会对这两个女性感到叹惋。在我看来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文化中的女性,我们在冲破一切陈规陋习时,必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因为我们的斗争在预示着未来。

郭国庆,教师,现居贵州西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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