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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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的特点

-----《政治文化导论》结课论文 政治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它是人们围绕当代政治生活所产生的主观意识形态，其核心是政治意识形态，它随着社会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带来的变化而变化，也可以说随着国家政治制度下的政治“内容”的变化而变化。每个国家都有与自己的政治体系和历史的发展阶段相关的政治文化系统，中国也不例外。分析当前中国的政治文化，我们不难发现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中国当前社会的政治心理、政治目标正在趋于实际和世俗化。

当中国的最大政治目标从“阶级斗争”改变为“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之后，“满足需求”、“享受生活”这些基本的生活目标正逐渐“回归”到人民群众之中。于是在政治文化层面上出现了一种极为实际和世俗化色彩的追求。这里所说的世俗化同一般意义上的“庸俗”、低级等道德的价值评定是不同的，它是指人们在讨论、认识一项制度或规定的时候，从是否有利于自己或本阶层的利益出发，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意志；在思考如何创造美好生活的同时着眼于现实，对国家政治制度的建立、各项法规、政策的实施等都从实际出发，不好高鹜远。这种政治文化的变革表现出对理想精神价值的重塑性。此外，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变革中还表现出物质功利主义倾向。一方面，实质性的变革导致中国社会脱离了“空洞政治”，另一方面，在无数努力者、成功者的表层，向人们释义着“艰苦创业的乐趣置换为物质占有的现实成就感”，并以此来为大众提供了有关“幸福生活”的世俗指南。衡量一个社会成员的价值标准明显地转向物质功利主义上，对物质财富的占有程度决定了对一个社会人是否成功以及社会地位的判断标准。这种极为实际、世俗化的政治文化特征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空洞政治”、“远大目标”的拒绝。“办实事”、“解决实际问题”成为时尚。在中国社会当前所处的转型时期，这一变化的积极意义在于为中国政治文化的进一步深化改革营造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其次，在政治情感上中国人民仍不能摆脱对“极左政治”的愤懑与担忧 中国人去年刚刚为祖国母亲庆祝了60岁生日这一重要的时刻。在过去的这60年中，人们政治情感付出最多的便是“十年文革”。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在那场灾难中，中国的极左政治文化达到最疯狂的程度，它使绝大多数人都不同程度地在思想上、肉体上、人格尊严上受到伤害。那个时期的“极左政治”给人们心灵深处留下的创伤至今不能痊愈，一直潜伏、持续、积淀在人们的思想情感深处，特别是留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情感深处。

近年来，知识分子阶层不断发出“牢记文革历史”的呼声，一方面是由于它曾经给人民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们更是期望通过对中国“极左政治”的追根究底，使这段历史能够真正成为中国政治历史的教训。

对中国“极左政治”的追根究底，实际上应当追溯到1957年“反右”斗争。“文革”是中国“极左政治”的高峰。相当一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两场运动中饱受迫害，他们深感“极左政治”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危害之深重，殷切希望“文革”能够真正成为一面镜子，让当代人能够以史为鉴。季羡林老先生的《牛棚杂记》洋洋洒洒19万字，中央党校出版社一次印刷8 万册还一度脱销，它深刻地反映了民意和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心态。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十六七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有关这一次所谓的革命的一些问题。首先是吸取了教训没有？在这一场空前绝后（但愿如此）的浩劫中，我们的人民在精神和


物质两个方面所受的损失可谓大矣。这笔帐实在没有法子算了。我个人一向认为‘十年浩劫’是总结教训的千载一时的好机会，是亿金难买的‘反面教员’。我们能够获得非常多非常多的反面教训。把教训一转化，就能成为正面的经验。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干，空空错过了这一恐怕难以再来的绝好机会。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如果真想实事求是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文化大革命似乎还没有完全过去。”季羡林老先生的反思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文革”的反思，这种反思经历了20年的思考、沉淀之后，进入一种非常冷静、非常客观的思考状态。这种思考是建立在邓小平实事求是理论的基础上、是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是从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对人民的历史责任出发而进行的思考。“文革”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但“文革遗风”“极左”的东西是否还存在一定的势力影响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否与我们国家今天在政治制度上、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上、廉政和腐败方面存在的问题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这是我们需要重视的问题。

再次，在“经济建设是最大的政治”的大众政治观的前提下，中国社会的政治心理、精神追求趋于多样化。

这较为普遍的体现在人民的思想、精神得到了极大的释放，追求“个性自由、个性解放”的思潮涌现，人们的精神世界显得更加舒展、更加松弛，很多人在做自己想做的事、追求自身的幸福时并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首先，表现出对空洞说教的极大冷漠。人们出于对“极左政治”的厌恶，拒绝接受空洞的说教。政府机关里空洞的报告在减少、“文山会海”被压缩；在教育手段上开始多样化，更多地表现出“寓教于乐”。从文艺欣赏的角度看，人们从一度厌恶政治题材的作品到政治题材热，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力求用全新的角度去塑造、释义领袖人物。

其次，开始重视人自身的精神需求。人们从注重提高自身的生活质量出发，不再超负荷地承诺精神上的某些责任和义务，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传统观念的叛逆。由于生活条件日益富裕，人们在精神需求上表现出旺盛的精力。再次，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比较盛行的政治调侃现象。社会政治的进步带来了民主的进步。在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还不够完善的时候，政治调侃无疑是人民群众自发的一个“管道”。这是社会变革时期的政治文化的鲜明特征。老百姓将各式各样的政治现象“侃”成各种顺口溜，这些顺口溜既切中时弊，又很有“文化”，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政治生活现象，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大众的政治心态。值得重视的是，在这背后潜在的几分隐隐的无奈。

除了政治心理、精神追求上具有普遍意义或是说具有主导意义的现象以外，我们还必须看到由于各种政治、历史、传统观念上等方面的因素，社会各层面对政治的认识、对政治的心理反映也还存在差异的一面。如受旧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不支持新生事物，对改革中的问题指责多、批评多；又比如受极左思想的影响，认为中国搞市场经济就是在搞资本主义、是违背中国共产党的初衷；再比如受西方资产阶级的影响，认为中国现在的路是走不通的，必须“全盘西化”。这些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上的表现虽不具有普遍意义，但它代表了一定的阶层，又由于它的顽固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阻碍了改革的进程。

以上这些就是我显著的中国政治文化的最基本的三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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