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传播学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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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传播学的“想象力”

摘要：对于一个学科来说，“想象力”主要表现为一种普遍联系和视角转换的能力。传播学从诞生到发展，一直贯穿着“想象力”的精神和价值取向。但是，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却失去了“想象力”。本文在梳理中国传播学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分析了缺少“想象力”的危害并且尝试给出了寻找“想象力”的途径。



关键词：传播学；想象力

将一个学科和“想象力”联系起来，并不是笔者的原创，灵感来自美国的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康德对“想象力”概念做了详细的阐述，他把这个概念的基本含义规定为人的一种直观能力，它能够表象即使不在场的对象，并依其是否具有创造性而划分为两种：一是“创制性的想象力”[1]；二是“复制性的想象力”[2]。很显然，莱特•米尔斯的“想象力”属于第一种，而笔者的“想象力”属于第二种。

一

所谓“社会学的想象力”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必须具备的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以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够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3]这种“想象力”不仅是对社会中人的经典研究的核心智识支撑，也是一种视角转换的能力。



任何一个学科要永葆其生机和活力，就必须持续不断地发掘其思想理论上的创造力，而拥有对社会运行和发展之动态过程永不间断的思维想象力，恰是社会学这一学科思想理论创造力永不枯竭的基本保证。从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到马克思的“社会存在”，从涂尔干的“社会有机关联”到帕累托的“社会剩遗物”，从韦伯的“社会行动”到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以及从布迪厄的“社会场域和惯习”到吉登斯的“社会结构化过程”，概莫能外。社会学的想象力恰如一种联结行动与结构及调控行动与结构之矛盾运动的融理性与感性为一体的精神直觉。



超越社会学学科的局限，米尔斯把眼光放到了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他说，社会学想象力不为社会学所独有，“社会学想象力正成为文化生活的主要共同尺度和特征，这种心智品质可以在社会科学和心理学中发现，但它远远超出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些研究”，在文学作品，以及政治学、美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中，甚至在新闻工作者中，都应该具有历史的和结构的视角[4]。

二

如果说，“想象力”在米尔斯看来主要表现为一种普遍联系和视角转换的能力，我们就不难发现，传播学从诞生到不同阶段取得的巨大成就，无不贯穿着这




种“想象力”的精神和价值取向。



传播学研究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然而其概念得以确立则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直到20世纪40年代，这门学科还没有成熟，传播研究视角更多地停留在如何增强劝服的效果上。当时施拉姆的主要工作就是把各类社会科学家讨论传播问题的报告、论文汇集起来。施拉姆看到了传播研究的趋势必然是多学科的交汇，而且看到了，社会科学必然从不同角度观照人类关于自身与媒介的关系。没有这个汇集，传播的知识就永远处于分散和朦胧的状态。毫无疑问，施拉姆是拥有“想象力”的。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传播学的理论越来越精致和丰富，传播学也由此产生了众多的“模式”和可供遵循的学术规范。即便如此，特立独行的研究者也不断涌现，并不断把传播学研究带入新的领域。加拿大经济史家、传播学家、加拿大传播学派的奠基人英尼斯就是突出的代表。英尼斯极具想象力地把媒介和时间、空间结合起来考察研究，提出了“传播的偏向”。紧随其后的马歇尔•麦克卢汉更是一名“超级想象力大师”，他提出的“媒介即信息”、“冷媒介和热媒介”、“地球村”、“后视镜”等理论，虽然在被人称为“天书”，但是随着网络媒体的出现和普及都被一一得到印证。



从传播学不同阶段的发展可以看出，传播学的研究及其成果的取得是一个不断应用新的研究方法和不断引入相关学科并拓展研究视角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所体现的核心价值，就是充分利用了“想象力”。

三

不可否认，传播学从诞生到发展，一路走来都有“想象力”做伴。但是，这种情况却没有在中国发生。1978年7月，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出版了“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家新闻学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郑北渭主编）。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第一篇传播学译文《公共传播》，当时将“masscommunication”翻译成“公共传播”，而不是后来的“大众传播”，介绍了一些传播学的知识。为了防止被指责为“宣扬资产阶级观点”，郑北渭加了一个按语，批判“公众传播工具”是“垄断资产阶级控制舆论，制造舆论，毒害人民，奴役人民的宣传工具”。



就是以这样的“开场白”，传播学在没有“想象力”的伴随下开始了它在中国舞台上的表演。在过去的30年中，我国的传播学研究一直是“一个人奔跑”，失去了好伙伴——“想象力”。



中国传播学研究“想象力”缺失集中体现在：

（1）“复制复制性想象力”。

在近年来出版的大量的传播学著作中，译著的比例相当高，而中国学者撰写的专著却相当有限。在译著中，“二三十年前的理论著作居多，时差在十年以上的相当正常，而同步译著较少，而且这些译著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译著对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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