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学热”的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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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我国文化界出现了又一波“国学热”。应该说，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所谓“国学”的起始含义是指西周时期政府设于王城和诸侯国都的学校。西周时期的贵族学校分“小学”和“大学”，“小学”讲授的内容是“书、数”，“大学”讲授的内容是“礼、乐、射、御”,两者合称“六艺”。此类学校在汉代时称为“太学”，明清时称“国子监”。 历经两千多年，到19、20世纪之交，由于欧风美雨狂袭而至、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撞开了闭关自守的清帝国的大门，在西强中弱的大形势下，谈论西学、介绍西学一时成为风潮。在这一大背景下，相比较而言，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学”内涵：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史子集”为主体的中国传统学术和文化的总和及其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与民族精神。因此，国学是与“西学”相对应而产生的一个概念。

一个多世纪以来，国学在中国几起几落，大致来说有过四次“国学热”：一、20世纪20年代，伴随着不同的声音，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中，有的学者发出不同声音，从而出现了第一次“国学热”。主张大力推行“国学”一方的代表人物是梁漱溟、张君劢、章士钊等，主张大力引进“西学”一方的代表人物是胡适、陈序经等。当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都创办了国学研究机构和相关杂志。二、改革开放初期，伴随着对孔子的重新评价，出现了第二次“国学热”。许多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孔子基金会的成立，标志着全国研究孔子和推行儒学的中心的形成。三、第三次国学热于20世纪90年代掀起的经济大潮中出现。以北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国学研究》创刊、《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作大型报道《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和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国孔子基金会联合召开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研讨会以及人大成立孔子研究院等为标志，“国学”在高校立足。

目前出现的“国学热”已是第四波。这次“国学热”是官方、民间、媒体、社会、学界共同推动的。在民间，主要表现在国学类图书的热销、相关讲座盛行及儿童颂诗背经成风，沉寂已久的国学大师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使读者耳熟能详等方面；伴随着央视《百家讲坛》的热播，诸多学者也参与到开讲座、做报告等活动中来宣传“国学”。在出版界，《大中华文库》、《东方文化集成》、《儒藏》等大型典籍和各种各样宣传“国学”的典籍陆续出版；在学术界，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等发起，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人大国学院和社科院儒教研究中心成立，“十大国学大师”评选。在政界，各种与传统文化有关的祭祀仪式由民间转向官方，“汉语桥”工程推广，“孔子教育奖”设立，传统节日清明节被定为法定节日，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大量整理，《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实施等。 “国学热”的出现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但最主要的成因是历史的必然。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中国由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遥遥领先的古老帝国沦落为一个“东亚病夫”式的国家；由一个曾经出现过“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的强大帝国衰败为一个在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丧失主权、面临亡国灭种的处境的弱国。当时许多对此痛心疾首的知识分子在反思这种现状时，愤激之下，把这种落后、挨打命运的根源完全归咎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身上。可以说，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在我国思想界、学术界，一直是“西学”占据着主导地位，西方现代文化一直主导着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

但历史发展到20末、21世纪初后，相当多的学界人士逐渐看到了这种单一、独大思潮的偏颇。在国际方面，学术界逐渐发现了科技的高速发展带来的某些消极因素，并发现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的人本思想、人与自然和谐思想的可贵价值。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以及随之而兴起的港台、海外华裔中的新儒家代表人物对新儒学的研究、宣传对国内学术界产生了深刻影响。加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的巨变、我国经济发展与道德滑坡的矛


盾等现象的出现和学术界与媒体的传播、全球多元文化的交流和沟通等都促成了“国学热”的形成。

但在这诸种因素中，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是促成这一波“国学热”的最主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些成就令世界各国刮目相看，使所有炎黄子孙引以为豪。人们在事实面前，愈来愈认识到：人类文化的发展道路并不是只有西方发达国家一途，它应该是多元的，各取所长的。一百多年来，我们这个民族曾经多次试图彻底改造自己的民族文化，有人甚至提出取消汉字、彻底换血的观点。时过近百年，经过历史的冲刷，在今天看来，这些观点都是偏激的。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创造的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许多辉煌的、厚实的、珍贵的“合理内核”。因而，学术界开始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有价值的精华部分。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才出现了第四次“国学热”。

应该说，这一波“国学热”的出现既是一次对民族道路的反思，也是一次对理性思维的回归。,从广义上看,人所创造的一切都是文化，它包括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和心态文化层。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孕育出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构成心态文化层。心态文化层一般称为“小文化”，也就是学术界一般所说的文化。心态文化层又分为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形态两个子层次。社会心理指人们日常的未经过理论加工和艺术升华的一般大众的流行心态；而社会意识形态则指经过学者对社会心理进行理论归纳、逻辑整理、艺术升华，并以理论著作和艺术作品的形式固定下来的社会意识。这部分大致就是现在所说的“国学”。如孔子编定的《六经》以及后代儒家在此基础上增删而成的《五经》、《十三经》等。这些社会意识形态其实并不仅仅是孔、孟等哲人独自思考的结果，而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期时，中国人的集体创造，少数哲人只是对那个时代的整体社会心理做了理论性的总结而已。这些经典在中国古代是各种层次的知识分子都必须学习的，是知道所有中国人的思维和行动的准则，几乎伴随着中华民族走过了中国的整个古代社会和近代社会。由于上述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特别是建国后，我们基本上不再学这些东西了，代之以各类自然科学和西方的各种理论。

茫茫宇宙本是混沌不开的,古代猿人本是蒙昧无知的,人类今天所生存的这个现代世界应该说是人创造的。而这是由生活在地球上的各个角落的人类共同创造的，并不是生活在地球上某一地区的一部分人类创造的。也可以说这就叫“群星灿烂”观点。所以，我们应该既避免“全盘西化”论，也避免“中国文化”优越论，而应兼取各种文化之长，主要是兼取中西方文化之长，融会贯通地创造新的中国现代文化。对国学来说，仅仅学习古代经典不行，但完全不学也不行。“国学”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文化体系，它凝结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灿烂文化的结晶。今天提倡国学，不是“倒退”和“复古”，而是要将“国学”中的优秀部分与现代科学精神接轨，使之符合当代社会的各种要求。中华民族所创造的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只要进行严肃认真的扬弃和更新，它就能与时代精神和现代文明交融，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生活和谐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其特殊的作用。

但历史的久远、时代的变迁、语言的发展„„等使得现代人准确理解分析“国学”典籍已不像古代学者那么容易。所以，首先应该对“国学”典籍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研究、分析和剔抉，应该像庖丁解牛那样从整体上把国学分解为各个部分，先对其各个部分进行准确的、还原意义上的剖析。不做到这一点，则可能导致后人继承的不是“国学”，而是变了形的别的东西。现在时髦的、将某一个人的心得式的解读由媒体流布于众的传播“国学”的方式，搞不好就会偏离“国学”本身。我们现在需要有高度责任心的、真正内行的、严肃的专家学者先将原典的本意传达给大众，然后才能根据当下现实的经验去决定“去其糟粕”和“取其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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