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农业中的三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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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农业中的三才理论

三才理论,是我国古代哲学中朴素唯物论的源头。这里所谓的三才农学理论,就是以三才哲学思想作为工具来阐述古代农学原理的理论。它的中心内容是论述有关农业生产三要素一一天、地、人以农作物为中心的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地处半封闭大陆性地域的中国，自然条件适应农业生产的发展农耕要顺应天地自然，使得人们必须直接面对和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由此提出三才论，讲天人合一，构成中华社会文化寄宗法伦理的基础。

古人“畏天”、“敬天”，讲天人合一。早在新石器时代，先人们就有了太阳崇拜，体现了原始的“天人关系”。“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这是天人沟通的政治表现，也是对自然现象不可抗拒的一种敬畏心理，企图不违背自然行事。殷周易代，统治阶级从变革中意识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把天当作有意志能赏罚的人格神。而靠天吃饭的民众，由于一旦遇上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就会遭到致命打击，久而久之，就养成了敬畏天命，安于命运的心态。同时，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得到较好的收成，以达到足食温饱，就必须关注自然物候，如《礼记月令》：“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把农作物生长与季节对应起来，由人实行调控 也就是说，先人们在农业生产中发现客观规律必须被尊重，而人也必须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于是形成《易传·文言》中所提的“与天地合其德”的天人合一思想。它标志着中国人在人与自然的问题的思考上形成了和谐统一的观念。

再说到“地”。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在土地上耕种求食，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所以“重实际而黜玄想”。由于“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农民固守在土地上，起居有定，耕作有时，养成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礼记》称“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 “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要安土乐天就必须重农、尚农。战国中期的商鞅就把“尚农”作为富国强兵的基础。成书于战国的《管子》更认为农为“本”，工商为“末”，反复劝诫统治者要“重本而抑末”，此为历代王朝推行不悖。而那些侵犯土地，破坏农业生产的人，便被视为敌人，华夷之辨由此展开。

在长期的农业实践中，人们注意到农业生产有播种、生长到收获这一循环状


况以及四时、四季的周而复始。对这些现象的思考，便自然产生了一种循环论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长期制约着中国人的思想方法。汉、晋后流行于中国的佛教，其因果报应，修行解脱说，也是一种循环论；而将儒、佛、道三教汇合的宋明理学，其史观也是循环论。

与农耕方式相适应的观点还有永恒意识及变易观念。农业社会中的人们满足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缺乏扩大社会大生产的能力，因而社会运行缓慢迟滞。中国人往往表现出习故蹈常的惯性，好常恶变。反映在思想文化中，则是求“久”的观念应运而生。《易传》所谓“可久可大”，《中庸》所谓“悠久成物”，《老子》所谓“天长地久”，董仲舒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都是这种观念的典型表现。当然农业生产也向人们反复昭示着事物的变化和生生不息，因此与恒久观念相辅相成，变易观念在中国也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如《易传》所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这种变易观带有很明显的循环论特征。变易、循环和恒久在中国文化中很自然地结合、统一起来，其主要表现形态就是寓变易于保守之中，如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康有为变法都是某种程度上的“托古改制”。

考察黄土文明中，在天与地之间的人，则面目相对模糊。在中国文化中“人”的形象化模糊不清，它被淹没在作为国家编户齐民的“民”和作为宗法家族细胞的“家”中一员这两种身份中。

周施仁政，创建王子――诸侯――庶民的土地授予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农业劳动者成了小私有经济生活的主体，农夫一家人世代附着在这块土地上，离开土地不能生活，这种格局无疑会强化民、臣、君之间及子、妻、父（夫）之间的关系，其结果便是“家族式”制度的建构和伦理本位。在这个宗法体系中，每个人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个人的权利则显得不那么重要，这就是所谓的“人道亲亲”。《礼记大传》中释“人道亲亲”，说“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由尊祖到敬宗，再到收族，整个社会就团结起来，统一起来，这正是儒家的想法。

在这样被宗法制度组织起来的乡间生活，人们活动空间相对狭小，交流、交往较多的限于宗族亲情之间，对土地的依赖，也容不得人们有过多的举措和非份的想法，因此形成了重 “仁”讲“和”的人际关系，培养了人们“中庸”性格，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无论是汉代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和天人感应，还是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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