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精细化的生成机制及实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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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精细化的生成机制及实现方式 王欢

摘要：从社会治安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的转变，从传统粗放式、经验化管理到科学、合理的精细化治理，符合时代需求和社会需求。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刚性管理与柔性服务的结合，是政府精明行政与其他社会主体能动式参与的结合，是依赖量化数字管理的工具理性和崇尚以人为本的价值理性的结合。当前，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需要多元主体协同、资源统筹联动、网络服务体系、人才队伍建设和动态绩效评估。 关键词：社会治理；精细化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坚持以人为本，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出了人人享有、普遍受惠的共享发展理念。落实到社会治理领域，就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通过更有效的制度安排，将政府治理、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结合起来，将物质层面的利益协调与精神层面的共识凝聚结合起来；通过更合理的机制带动，将“共建”的治理过程与“共享”的治理目标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凝心聚力推进社会发展。因而，当前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首要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 一、社会治理精细化的生成机制

“精细化”治理理念却源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日本的企业管理中，其提倡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创新务实的工作精神和科学高效的管理思想。这一理念经历了泰勒科学管理、戴明为质量而管理（PDCA循环）和丰田精益生产方式（TPS）三个发展阶段，并在若干年后，逐渐从企业管理向社会治理范畴深度拓展。

虽然“精细化”的概念被国外学者创造，但“精细化”的治理智慧和意识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如春秋时期，《道德经·第六十三章》讲到“天下大事，必做于细；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尚书·虞书·大禹谟》讲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等等，这些都有着浓厚的“精细化”治理思想。但是，作为一个管理概念，它是现代工业的产物，是社会分工的细化以及服务质量的细化对现代管理的必然要求，是建立在常规管理之上，并将常规管理引向深入的逻辑必然。

所谓社会治理精细化是按照精益、准确、细致、严格的原则，以标准化、科学化、规范化、人性化的思路，实现社会治理理念、制度、手段和技术的精细化，实现社会治理活动的全方位覆盖、全程监管、高效能运作。把握好这一内涵，要抓住几个关键：一是四字核心，即精、准、细、严；二是双重维度，既包括刚性要素——以追求效率为目的的流程再造和结构优化，也包括柔性要素——对更好更精致生活状态的倡导和人文关怀；[1]三是五项特征，即治理主体多元、治理资源集成、治理流程精密、治理手段专业和治理成本精算。由此可见，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刚性管理与柔性服务的结合，是政府精明行政与其他社会主体能动式参与的结合，是依赖量化数字管理的工具理性和崇尚以人为本的价值理性的结合。

从社会治安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的转变，从传统粗放式、经验化管理到科学、合理的精细化治理，符合时代需求和社会需求。一是耦合机制，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逻辑。国家治理现代化催生了社会治理精细化，同时，社会治理精细化也代表了现代社会发展的规律。二是触发机制，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对政府职能转变的主动回应。从本质上看，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是政府职能转变、政府精明行政、治理思维方式的外在反应和行动逻辑。三是动力机制，诸多社会问题是社会治理精细化的直接动因。四是支撑机制，智能信息平台是社会治理精细化的物质基础。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可以实现各类社会综合治理和公共服务平台搭建，可以提升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的精准化程度，这既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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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治理精细化的内在要求，更为其提供了时代优势和技术条件。 二、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现路径 长期以来，受传统管理体制和粗放式管理思维的影响，以地方政府为主要角色的社会各界习惯运用笼统的、模糊的处理方式，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政社之间关系不顺、治理资源零散低效、面临信息孤岛现象、人才结构不尽匹配和绩效管理评估欠缺等，这些问题既制约了社会治理创新的实施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进程。因而，必须要将精细化的理念和手段引入社会治理各领域、各环节，实现“事倍功半”向“事半功倍”的跨越，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提升。 （一）促进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协同

一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政府要改变传统大包大揽、职权越位等方式，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要把精力放在研判趋势、编制规划、制订政策和统筹制度性设计、全局性事项管理等方面。二要激发社会组织发展活力，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凡适合社会组织承担的事务性工作和管理服务事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政府都应逐步退出并交给社会承担。三要深化居民自治，建立以民主公平为导向的居民自治机制，[2]动员居民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活动，完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发挥居民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进一步完善公众决策参与、诉求表达、利益协调、矛盾化解、志愿服务等机制，大力拓宽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消除参与障碍、降低参与成本，逐步打造“参与式社会治理”模式，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二）整合社会治理资源统筹联动 在“资源集成”方面，要进一步打破部门分割、各自为战、资源零散、管理低效等壁垒，统筹对社会治理资源集约化再配置，系统化再整合，确保各类资源在“物理整合”的基础上实现“化学融合”，建立指挥调度机制。比如，深圳桃源街道创新了数字化、精细化的“桃源模式”，[3]引入整体性治理理念，整合了四类资源：一要整合机构，通过对街道办事处具有维稳综治工作职能的综治办、维稳办、司法所、信访办（矛盾调解中心）、租赁所、总工会、安监科、计生科等科室、部门进行整合，增建了总值班室（应急指挥中心），形成了一个具有配置较完整、力量较集中、运作较流畅的工作组织架构。二要整合人员，形成整体性的社会管理力量。体制内，把社区工作站、街道办各科室、执法队、派出所、武装部、武警、工青妇、两新组织等力量都纳入到社会治理的统一安排；体制外，将居委会、民兵、社工、法律工作者、辖区内非街道所属党员、公职人员、企业应急队等社会力量纳入社会治理工作队伍。初步形成党政领导、社会参与的社会管理工作人力资源队伍。三要整合信息，街道办事处将各个分离的信息系统进行整合，形成了以“一格三员”为基础，以“总值班室”为平台的信息管理系统，使各类信息统一采集、集中汇总、对口上报、资源共享。四要整合流程，建立以三个中心（应急指挥中心、维稳综治中心、矛盾纠纷调解中心）管理、两个技术平台（数字信息、电子监控）支持的数字维稳综治工作中心工作管理模式。两个子系统独立运作，互相支持，发挥了源头预防、信息收集、快速反应（信息处理）、分级调处等集约式功能，形成了相对完善、管理顺畅、互相协调的工作体系。 （三）建立社会治理网络服务体系 一要加快构建以信息共享、动态跟踪、系统集成为突出特征的基础通用数据库，消除“信息孤岛”现象，加强社会治理信息化技术的研发运作力度，制定基础数据信息采集和储存标准，建立社会治理数据交换交互系统，推进社会治理服务网络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统一调度、全面覆盖、动态更新、信息共享的枢纽型、集成化的区域性社会治理综合信息大系统。二要优化电子政务核心架构，依托电子政务和智慧城市等现代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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