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盐风潮与公共媒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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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盐风潮与公共媒体责任

作者：杜惠清

来源：《国际公关》2011年第03期

当真理还在穿鞋的时候，谣言已经在千里之外了。面对谣言，有关部门应组织权威的新闻发布会及时回应

3月16日，中国大地从南至北刮起抢盐风潮，来势汹汹。多地超市、便利店的食盐被抢购一空。在盐被抢光后，酱油、成莱等含盐量较高的食品，也被列入民众抢购范围内。不过，仅仅持续了两天，这场风波又迅速恢复平静。

导致这场戏剧性事件的直接原因，是一出关于日本地震引发核污染威胁后的传言：以后的海盐质量没有保证、食盐供给不足……这给民众带来心理恐慌，抢盐风潮随即上演。 传播专家认为，此次事件暴露出社会信任机制缺失，公众对相关机构尤其是政府公共机构和专家言行表现出“半信半疑”，甚至完全不信任，是抢盐风潮等突发事件背后的症结所在。在社会信任普遍缺失的情况下，建立“公共媒体”和以公共利益为主要诉求的“公共传播”体系是当务之急。

“谣盐”狙击战

在抢盐风暴汹涌一天后，各地媒体纷纷发布各部门应对举措。17日下午，中新社撰文指出，中国盐业总公司已经成立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启动了应急工作机制，要求各地盐业公司确保食盐市场安全供应。同时发布权威消息，告知民众，我国的食盐绝大部分是矿盐，供应充足，且不会被污染。

18日，央视在全天多个时段的节目中，多次播放商务部关于“我国食盐供应完全有保障”的承诺。各地电视台、报纸也立即行动起来，纷纷通过各自城市的盐业公司传递“本市市场的盐有足够储量”的消息。当天，大多数媒体请专家做客解读“碘盐能否预防核辐射、海盐会不会被污染”等话题，希望通过专家讲解，让人们吃一颗定心丸。

民间辟谣组织也悄然兴起。“在路上看到有人抢购食盐，一婆婆很镇静不为所动，众人奇怪，问其原因，答曰：‘我在非典期间买的盐还没吃完呢!”’这样一条轻松幽默的消息出现在中盐官方微博时，缓解了不少人紧张的情绪。中盐公司在17日下午开通了官方微博，称中国食盐储量非常充足，年产能达到8000多万吨，而食盐一年销量只有800多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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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公报》29日刊文指出，在抢盐风波后，中国的卫生部门紧急澄清食碘盐可防辐射的误解，发改委、商务部则调运库存食盐，平抑市场，同时号召民众理性对待核危机。在各部门的通力协作下，风波很快化解。

然而业内人士认为，等事件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发展成为全国性抢购行为的时候，才做出反应，已经晚了一步。没有做到风起于青萍之末就解决问题，就是滞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告诉本刊记者：“当真理还在穿鞋的时候，谣言已经在千里之外了。面对谣言，有关部门没有组织权威的新闻发布会及时回应，主管宣传的部门和主流媒体在传播理念上和传播方式上仍然落后于时代。”

社会信任缺失

尽管在抢盐的前两天，相关部门和核安全专家站出来发言，说明此次核辐射只不过影响到日本非常有限的海域，而中国的食盐只有20％是海盐，且盐中的碘对人体抗辐射无太大作用。但对于这些专家说法，民众依然半信半疑。

新华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听信谣言折射出公众对于相关知识的缺乏以及科学判断力的欠缺，文章又援引中国科学协会发布的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数据来佐证：2010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仅为3-27％。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中国人热情参与的抢盐风波还未过去，美国人抢购碘化钾、韩国人囤积紫菜海带等消息又接踵而至。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撰文指出，把生活中发生的类似惊慌事件仅仅归结为国民素质，很有可能导致人们对公共管理掉以轻心：看不见社会风险本身巨大的威胁，忽视了公共政策和危机管理的必要性，却指望依靠把握不定、难以下手的“国民素质”的提高来减少风险事件的损失和伤害。

心理学家认为，某种程度上，一个人抢购碘盐的数量是衡量此人心理焦虑的指示器：买的盐越多，焦虑水平越高，买什么不重要，而买本身才重要。如果公共机构希望民众在类似场合不轻信谣言，就要找到和解决人们遇事焦虑、不安，以至于借买盐来宣泄的原因。顾骏认为，要个人不惊慌，必须让个人有所依归，树立一个信念：自己不需要努力，也有人或机构安排周到，百无一失。例如，国外的一些民众只关心自己的生活，不像中国人那样事事关心、时时敏感。因为在国外的公共机构力量强大，决策和执行力强大，在突发事件下，民众相信以公共机构的力量，足以处置这一危机。

又如长期以来，有些政府官员在遇到负面或者对自己不利的事情时，通常采取能瞒则瞒、能拖就拖等惯例行为。这些做法也渐渐失去了人们对其的信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认为，此次抢盐事件就是社会信任机制缺失的一个表现。建立公共服务型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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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事件背后，异常活跃的是微博与网络，比如中盐公司一天内发了50多条微博。还有诸多意见领袖们，在各自的微博阵地，不断为澄清谣言做努力。史安斌认为，现在的媒介生态中存在着“数字土著”和“数字移民”的差异，我们的宣传主管部门和主流媒体的负责人属于“数字移民”，必须正视自身的不足，俯下身来向年轻一代的“数字土著”请教如何在“微博时代”做好危机传播。

喻国明认为有3个举措可以帮助解决此类事件，首先，即使是负面信息，政府也应有一个告知制度来保证。谁不告知，谁就负有严重的责任；其次，政府应当有社会恐慌或者社会舆情的预警体系，而不是当满城风雨时，再做出澄清和解释；第三，政府应该采取一系列透明化的机制，来防止社会危机或社会恐慌的蔓延。

史安斌认为，建立公共服务型媒体将有助于解决此类事件。日本地震带给我们的思考是，中国应该建立像NHK那样的公共服务型媒体。NHK的报道客观、冷静，没有渲染感天动地的英雄事迹(包括那位主动请缨去福岛核电站救援的59岁公务员)，没有催泪报道，没有大张旗鼓的募捐，一切都显示了不同于商业媒体的公共媒体的优势，赢得了世界舆论的尊敬。 同时，它的服务意识，比如在地震前几秒打出警告(并不考虑是否会引发骚乱)，用中、英、韩等多种语言传递信息和教外国人如何用日语说“救命”(并不考虑是否日本人优先)，其所表现的“公共意识”超越了国家、种族、意识形态的藩篱。史安斌认为，虽然中国的国情不同，但拥有一个真正意义的“公共媒体”是一个大国赢得尊重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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