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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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

语言活动是人类重要的活动之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都离不开语言活动，人文学科的其他学者，如社会学家、哲学家等也注重对语言文化的研究。“话语”已逐渐成为中国学界常用的概念。越来越的的学者逐渐以“话语”来指称、论述或分析某些过去我们习惯中以“概念”、“观念”、“思想”和“思潮”等来命名和思考的一些历史现象，以及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的文学现象——文本语言中体现出写作者的写作倾向以及思想情感。 一、话语的起源

话语是特定的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及一定的说话人与受话人之间在特定社会语境中通过文本而展开的沟通的言语活动。“话语”一词的流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的“语言学转向”巴赫金(M.M. Bakhtin) 贡献突出。在他看来，作为一种言说或“表述”的“话语”，是“活”的而不是“死”的，它的范围小到一个符号、一个词或单独一句话，大到一篇文章、一部作品(即文本)，甚至无形的舆论等等，其真实含义都只能通过社会“交往”与“对话”实践才能获得①，他指出：“实际上，我们任何时候都不是在说话和听话，而是在听真实或虚假，善良或丑恶，重要或不重要，接受或不接受等等。话语永远都充满着意识形态或生活的内容和意义。”②

福柯（Michel Foucault）将“话语”定义为“隶属于同一的形成系统的陈述整体”。在福柯看来，每一种“话语”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它具有特定的实践功能，而“话语实践”又通过话语对象、陈述、概念和策略等可供分析的关系网络在动态运行中反映出来。福柯指出，如果能在对象，各类陈述行为、这些概念和主题选择之间确定某种规律性（次序、对应关系、位置和功能、转换），就已经涉及到话语的形成。③

二、话语研究

1952年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哈里斯（Z·Harris)在美国“Language”杂志上发表《语言分析》一文并首次使用”discourse analysis“这一术语，这显示出“话语”的源学科是语言学“话语分析本身是现代语言学从研究语言的抽象体系转向研究语言的实际使用情形的结果，其理论模型最早在语言学中开花、结果，它们的重点一是对超句结构进行分析，二是对使用中的语言（话语）的功能、变异及其使用情境予以分析，目的在于找出带有相似语境的话语系列并确定其分布规律。”

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者发展处一种截然不同的话语观，在《知识考古学》、《词与物》、《疯狂与文明》、《纪律与惩罚》等著作里，福柯意在通过话语分析来凸显话语的产生于运作过程中存在的意识形态、阶级、性别以及政治、经济等深层权力关系的斗争。[4]福柯的话语理论对西方思想的发展影响甚大，亦是我国学术界话语研究使用较多的理论资源，故对话语理论资源的论述以对福柯话语理论的阐释为中心。

我国关于话语理论的研究在90年代后, 除了一些重要的话语理论的译著, 如华夏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两部重头书——梵 ·迪克的 《作为话语的新闻》和费尔克拉夫的《话语与社会变迁》, 国内学者的论文集、专著开始不断出现, 比如


陈晓明于 1994年出版的博士论文《解构的踪迹: 历史,话语与主体》从哲学角度对福柯的话语理论进行了分析, 指出话语不单是一个语言学概念, 更主要的是一个多元综合的关于意识形态再生产方式的实践概念[5]； 严锋的《现代话语》从话语实践的角度强调了欲望、 历史、 政治无意识等异质成分在话语中的掺杂; 郜元宝的《母语的陷落——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汉语言文字的基本否定态度》、 《现代汉语——工具论与本体论的交战》、《音本位与字本位》等对现代汉语的语言分析, 关注知识者的书写和言说, 将现代汉语的形成与民族国家、 文学演变、 知识者的命运等诸问题联系在一起思考, 体现出话语分析强调语境、 社会话语实践的特点; 赖黎捷的《话语选择与理论来源: 中国纪录片批评研究 》, 赵淳的《话语实践与文化立场: 西方文论引介研究: 1993- 2007》从文学批评领域对国内引介西方理论话语的实践进行了分析, 指出其中的跨文化冲突与焦虑; 王虹的《戏剧文体分析: 话语分析的方法:dialogue as discourse》, 李美霞的 《话语类型研究》则继续从语言学、 文体学的角度对话语分析理论或分别进行了运用与梳理, 等等。

总的说来, 国内学术界对话语”( discourse)的运用, 主要在三个领域, 一是语言学领域, 如话语语言学, 这里的”话语”一词, 指的是句子, 语句, 言语或篇章; 一是文艺研究中的叙述学领域,如申丹在《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一书中, 对叙述学中的“话语”与 “故事”, 叙述学中的“话语”与文体学中的“文体”分别进行了区分; 第三个领域其实是一个多学科的领域。话语分析也出现学科融合的趋势, 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学领域, 开始在符号学、 心理学、 人类学、 社会学、 文学、 言语传播等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中得到越来越多的运用。

三、民间话语

话语是对主题或者目标的谈论方式 , 是“社会化、 历史化的及制度化的构成之产物” 。巴赫金强调，处于“对话”关系中的话语，“无不充盈着社会情态和意识形态内容，无不具有事件性、指向性、意愿性、评价性，并渗透着‘对话的泛音’：与其说是话语的纯粹符号性在这一关系中重要，倒不如说是它的社会性重要„„话语将是最敏感的社会变化的标志”[6]。这种注重语言在社会历史环境中的运用所产生的实际意义和功能之“话语”，由于上述种种属性，表现出话语与“意识形态”不可分离的特性。

陈思和在《民间的沉浮》中谈到“民间是与国家相对的一个概念，民间文化形态实在国家权力中心控制范围的边缘区域形成的文化空间。”民间话语作为话语的一个分支，也就不可避免的带有意识形态色彩。“民间话语作为民间情绪和利益的表达方式, 反映了特定时代民众的生存状态、权力诉求和社会理想, 对主流话语起着潜在的消解、反抗以及建构作用, 成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原始动力。”

中国古代社会百姓作为统治阶级权利的附属品，其表达自己所处生活状态的真实情感的话语常常被湮没在强势的官方话语中，这也表明被统治阶级的平民大众其政治、经济、以及话语都处于被统治地位，受到官方的束缚与挤压。历朝历代民间话语所面对的是官方话语霸权这一基本政治生态环境, 隐讳的话语对抗成为民间话语的主要特点。为对抗现实世界的统治性征服, 民间话语往往通过通过民谣、 民歌、 民间戏曲、 民间信仰等方式出现, 以戏谑、 嘲弄、 否定的姿态, 来表达某种蕴含着真理的内容; 以非严肃的形式, 寄寓了民众严肃的政治思考。

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公民意识的觉醒促进了中国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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