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时代与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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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伯清：人生、时代与社会学

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我相信，这种设问方式，马上会让你们联想到狄更斯在《双城记》里所说的，“这是一个最美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糟糕的时代”。确实，这个时代，用简单的三句话来说，就是：越来越好，也越来越坏，总之，越来越快！

在我们这个时代，既有普遍的冷漠，也有爱心的井喷；既有日新月异的沟通手段，也有不断加深的人际隔膜；既容易在人群中陷入孤独，也可以便捷地成为好友；既有知识信息的爆炸，也有灵魂深处的枯竭；既有无数向上流动的案例，也有各类二代现象的盛行；既有无比辉煌的发展成就，也有无可挽回的环境破坏；既有民主化的呼声，也有官本位的加剧；既有追求超越功利的美好情感的倾向，也有屈从工具理性的相互算计的趋势；这个时代既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我们选择的自由，又让我们更为清醒地意识到了选择的无奈；这是一个理想可以即刻变为现实的时代，也是一个普遍丧失理想的时代。

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时代，但同时，这也是一个没有人能够“传道授业解惑”的时代。道在何方？哪种职业最适合自己并能带来最大的幸福？我相信这对所有的人都是一种困惑！在这个时代，自称能够教别人怎么生活的，要么是骗子，要么是傻子。人生，越来越是自我选择的结果，reflexive biography。幸福与否，全凭自身的感受。

但是，每个人的自我感受，显然是极为主观的，甚至是不足为凭的。此时，参照和参考别人的观点和评价，也就变得极为重要。所以，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着一个深层的悖论：我们越来越个体化，但是，我们却越来越依赖于别人来判断我们自身。社会学家早就说过，这叫他人导向性格（other-directed character）；用今天流行的说法，这叫做为承认而斗争（struggle for recognition）。无论以怎样的方式来概括这种特征，它们都显示了在这个急剧转型的时代了解人群和人心的重要性。所以，特别耐人寻味的是，这个时代越来越碎片化，甚至有人宣传社会性的终结，但也越是昭示了和证明了社会学的必然和必要。所以，祝贺你们，无论你们是选择了还是被选择了社会学院，你们会因此而更加了解自己的时代，也因此而更加靠近自己的存在和灵魂！

其实，这个时代的最大困境，一言以蔽之，就是如何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在保障个人自由尊重个人选择的同时，又维持美好的共同体生活。这当然是人类社会永恒的难题，只是在我们这个急剧转型到所有人都被连根拔起的时候，这个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和强烈，直接冲撞着每个社会成员的心灵。也正是因为这个问题的迫切性，所以方才有了“社会学的春天来了”之类的说法。

其实，社会学之在西方的最初出现，也是源于从传统向现代的巨变。如果不考虑现在社会科学思维的客观性和系统性得以形成的历史脉络——毕竟，这种历史条件惟有在启蒙运动之后方才具备——我们可以说，世界上的第一位社会学家，应当是中国的荀子。潘光旦先生曾经比较过荀子与两千年之后的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思想的相似性。严复最初将sociology翻译为“群学”，显然是因为荀子所谓“人能群”“民生有群”的说法。荀子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的轴心时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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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礼崩乐坏、天翻地覆的时期，也是一个百家争鸣、重估一切价值的时期。庶几与当今类似！所以，社会学本身就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即在动荡和变迁之中，寻求稳定与和谐的可能性。

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当分三步走，即首先确立市场经济，然后建立公民社会，最终实现民主政治。当然，这个顺序并非简单线性的，而是有着相互回馈、彼此强化的关系。对于目前中国社会经济中几乎累积到了临界点的诸多矛盾，显然难以套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来予以解决和解释，而必须采用社会学的视角。但是社会学做好准备了么？对于一门刚刚恢复重建三十年左右的学科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当然，我们也不可能沿用一个成熟的社会学理论框架或体系来解释和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题。按照韦伯的说法，社会学必定是一门永远年青（eternal youth）的科学，需要在应对现实问题中不断发展自身，不断转换理论视角，不断发明新的技术手段。所以，你们不是来学习一个成熟的社会学、心理学或者社会工作体系，而是来参与中国社会学、心理学或者社会工作的发展和创新的。当然，这不是鼓励你们目空一切，而是要以真正的科学精神来度过大学生活，即如牛顿所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是不断与学科的大师对话。大学，经常有人引用梅贻琦的一句话，即“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而今天，我们又是处在一个所谓没有大师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之所谓缺乏大师，并非知识功底不够，甚至也非创新程度不足，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知识生产的条件，客观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我们之缺乏大师，是因为我们不相信大师，我们已经彻底犬儒主义化了；我们之缺乏大师，是因为我们从未亲炙过温润而泽的大师风范，无从领略一种让人心悦诚服的魅力；我们之缺乏大师，是因为有些人并不真正希望有大师出来破坏“以吏为师”的大好局面；我们之缺乏大师，是因为太多的人自诩为大师，而且也借助大众传媒昙花一现地炒作成了大师；我们之缺乏大师，是因为学科分工日益精细，难以出现具有超领域影响力的学者；最后，我们之缺乏大师，是因为我们还不够成熟，还不能达到康德所说的启蒙了的状态，还不敢运用自己的理性去直面这个时代！呼唤大师，是一种心理的未完全断乳的体现。其实，大师的存在也未必处处有利于我们的成长。“学我者死”，不仅是在书画上如此，在所有需要创新的领域，都当如此。大师，就其十年寒窗成为大师而言，或许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就其功成名就作为大师而言，恰恰是我们应当挑战的！总之，留心去学，三人行必有我师，间或还会巧遇大师；不用心去学，满图书馆的大师巨作，也跟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社会学，虽然向来强调社会结构的作用，强调社会情境对于个人的影响乃至强制作用。但是，跟时下将一切问题都归结为体制问题从而没有任何人需要对此负责不同，社会学最终教会我们的是自主和自律。这听起来似乎自相矛盾，其实不然。事实上，惟有弄清社会机制如何影响和决定个人行为，我们才能有效地抵御和抵消我们所不希望的社会影响，形成和强化我们所向往的社会效应，找到撬动现实的支点，真正迈入自由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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