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自西方学习寻求真理的过程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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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中国自西方学习寻求真理的过程及结果

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器物层次。

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这一时期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西方的科学技术和自然科学上，林则徐、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体现在洋务派运动。甲午战争的失败，有力地证明了仅仅是兴办实业，并不能得以自强。他们认为，西方国家的强大，只是经济、技术的原因，中国与西方相比，也只是诸般杂艺的落后，而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学问、制度、文章则出于万国之上。这是其认识上的局限性，也对学习西方什么的问题产生直接的影响。

七十年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初步形成，反映新阶级意志的政治思潮也应运而生。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是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代表人。他们比较多地接触了资本主义世界，因而批判洋务派只学西方“皮毛”而不袭其体，力主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来改观中国面貌：a.他们继承了先驱者的爱国主义传统，表现出抵御外侮、捍卫主权的强烈愿望。b.要求发展发展工商业，以此作为谋求富国之路。郑观应提出“商战”，“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他抨击清政府“官不能护商，而反能病商”，要求提高工商业者的地位，与西方进行竞争。c.主张革新政治。他们认为中国政敝不可收拾，是上下不通的制度造成的，而西方诸国小而强，就在于有议会为国本，因此学习西方应以此为首位，实行君主立宪，君民共主。这种思想冲击了封建专政的传统观念，涉及中国政体的变更，成为学习西方的突破点。d.主张文教改革，发展近代文化教育，培养科技人才。他们批评洋务派只注意学习西方技术，不重视人才培养，以至“有器无人”，未能真正学到西方之长。与前人比较，早期维新思想家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进一步触及了西学，但是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和洋务派划清界限，且一般都以洋务派为靠山，尤其是“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主张，与洋务派如出一辙。 第二阶段：制度层次

随着战后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思想家们首先认识到，“西人之前所强者兵，所以强者不在兵”。中国之弱也不仅仅在军事力量和工商实业，更为重要的是政治方面的原因。这时他们在学习西方的问题上，已抓到了更深层次的东西。他们以实现君主立宪为中心，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诸领域都提出了学习西方改良中国的主张：a.以进化论驳斥顽固派宣称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宣传变法革新的必要与合理性。b.在政治上，进一步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要求一定的民主政治，实行君主立宪。谭嗣同提出“冲决君主之罗网”，从根本上否定了忠君的观念。c.在经济上，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系统纲领，要求政府提倡和鼓励工商业的发展。康有为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发展得比较快，“其源则在农以出之，工以作之”，因此中国要富强起来，就应学习西方，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尽快发展工商业，国家应“纵民为之，并加保护”。d.在思想文化方面，他们发展了废八股、改科举的思想，主张推行新的教育制度。严复主张“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他的《天演论》等译著使中国人第一次直接接触了西方文化思潮的内容，他所鼓吹的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天赋人权，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梁启超则力主新学，认为“新学之风既倡，民智渐开”。

十九世纪末期的这些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变法革新，以此来挽救民族危亡，使国家富强，而变法的目标则是实现君主立宪，倡导民权和发展资本主义。他们从各个方面广泛地宣传新学，使维新思想覆盖了统治阶级的中下层乃至某些上层人士和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形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同早期提出学习西方命题的先驱者相比，康梁等维新派


猛烈地抨击了顽固派，毫不隐讳地倡导西学。他们没有仅停留在文字的宣传上，而是上书、请愿、办刊物、建学会，奔走呼号，不断扩大着影响。由于光绪皇帝的支持，他们终于在1898年对自己设计的一系列改革方案进行了试演。这样就使中国学习西方的风气，从最初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发展到效西国以变法，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对于西方文化认识上的巨大进步。

与百日维新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几乎同时，兴起了以三民主义为内容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它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主张武力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依照西方资本主义主权在民为原则的共和国家。戊戌变法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革命思潮的澎湃，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并迅速推翻了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辛亥革命无可挽回地失败了。中国社会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大变化，北洋军阀政府的腐朽统治较之于清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三阶段：文化层次

辛亥革命的失败，给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以极大的阵痛，他们对学习西方的命题作出深刻的反思，这就是“五四”前后的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一方面，是“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和改造国民性的讨论，以培养全体国民科学与民主的群体意识为目标，甚至鼓吹反传统，提倡全盘西化，认为不如此就不能造成真正的共和国民，不能有共和革命的胜利与巩固。另一方面，有人认为，中国到底不是西方国家，中国人毕竟不是西方人，历史已经证明了学习西方非但不能挽救中国社会，反而生出无穷内乱，以至国势日下。于是他们又收回眼光来挖掘“国粹”，开始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出路。反传统学西方及回归传统的国粹主义，成为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前后的两大主要思想潮流。与反传统的思潮相应，这一时期，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潮在中国广泛传播，包括马克思主义。而历史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思想和理论武器，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并且，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把中国革命引向了最后的胜利。这是西方带给近代中国意识形态质的改变，由此，中国告别了以儒教治国的方式，走上向世界强国发展的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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