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的漫游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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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的漫游行为

唐代士林游风的形成，有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

唐前期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疆域极其辽阔，其东南皆濒于海，西越葱岭，全国大部分时间总的来说还算太平。能够漫游江南塞北，又不担心兵灾匪患，这在古代社会是极其难得的。

为 了巩固封建统治和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唐统治者很重视交通的畅达。当时的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重要的交通干线东可达山东半岛，西北直通西域，西南可到南 昭，东北方向自太原经幽州可到营州，南下可分别到扬州、广州、邕州。同时，全国的航运事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大运河沟通了南北水道，加上广通渠、新漕渠等 运河，以及各条天然河道，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水运网络。水陆交错，四通八达，为人们出行提供了舟楫之便。

随着交通业、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渐渐繁荣。夹岸沿路，皆有店肆。客舍、邸店、车坊等与人们出游相关的业务大量涌现。杜甫在《忆昔》中写到“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说明当时人们出行已不再是一件苦差事。

唐 代的旅游景观数量众多，丰富多彩。除了大量自然景观外，唐人还开发营造了许多人文景观，如亭台楼阁、道观佛寺等。园林艺术在唐代也达到了相当水准。许多官 僚及文人墨客自建园林，如王维有辋川别业、钱起有蓝田园林、孟浩然有涧南园、李德裕有平泉庄，他们将审美理想倾注到园林的营构中，将山水诗画创作技巧运用 到叠山理水上，使园林别业成了一道特别的人文景观。

唐 代在经济上先后实行均田制、租庸调制。寄生于庄园制经济的豪门士族受到削弱，庶族地主的经济力量有所加强。政治上唐朝实行考试取士的科举制，极大的激发了 庶族士子入仕从政的积极性，为他们提供了实现自身利益和价值的途径。随着庶族地主阶层在政治、经济上的迅速崛起，他们也势所必然的成为了唐代文人的主体，唐代许多著名文人如孟浩然、王昌龄、高适、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白等都出身于这一阶层。与豪门贵族安尊享荣不同，庶族地主往往出身

寒 门细族，没有门第爵禄的荫庇，需要凭借自己的才华，通过察举、征辟、科场、军功等途径跻身政坛。受时代奋发昂扬的精神影响，他们大多具有强烈的进取心，以 济苍生、安社稷为己任。他们或赴京应试，辗转千里；或传食幕府，历游山川；或赴边御敌，干求功名；或遁迹林泉，以隐求仕。文人们通过以上种种途径来实现自 身价值时，常常不得不在各地奔波往来、游历四方，推动了文人士子漫游风气的形成。

二、文人漫游的形式

从动机上分，唐代文人之游，可分山水游、宦游、边塞游和隐游。

山 水游。对于文人来说，山山水水、花草树木，最能触动他们敏感多思的情怀，引起心灵的共鸣，得到身心的愉悦和精神的慰籍。因此，历朝历代不少文人，不辞劳 苦，爬山涉水，将自己投入大自然的怀抱，陶醉在美丽的山水之间。唐朝文人热衷山水游的不乏其人，著名诗人陈子昂、李白、杜甫、孟浩然、王维、柳宗元等等， 都有过醉心于自然胜景的经历，“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剡中”（李白《初下荆门》）。唐代文人的山水游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积极的壮游；一种是消极 的消遣之游。

唐 朝自由的思想，宏大的气魄，洋溢着奋发向上的青春朝气，激发着知识分子的生活热情，使他们对未来充满了无限憧憬。在这种时代氛围感召下，唐代许多文人如陈 子昂、李白、杜甫等早在年轻时期，就“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李白《上安州史裴长史书》）。在壮游山水当中，陶冶情操，结交朋友，增长阅历，增加才干。 “行万里路，破万卷书”，为今后一展宏图，实现理想抱负打基础。杜甫二十岁时，开始了他历时十年、前后三次的壮游生活。第一次饱览了吴越秀丽的山川景色， 凭吊了众多的古迹名胜，“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杜甫《壮游》）。第二次漫游，足迹遍于燕赵，并结识了李白、高适，三人情投意合，过着呼鹰逐兽，裘马 清狂的浪漫生活。与高适分手后，杜甫与李白又同游齐赵，彼此“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杜甫《与李十二同寻范十隐居》）。与情趣相投的朋友“气酣登吹 台，怀古视平芜”（杜甫《遣怀》），登高览胜，不免书生意气，豪情油然而生。在漫游中，杜甫写下了“会


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何当击凡 鸟，毛血洒平芜”（《画鹰》）等诗句，充分显示了他申志骋才、建功立业的渴望。

在 山川胜景、田园风光中留连忘返的还有另外一些文人。他们由于仕途受挫或不满现实，而醉心山水，躬耕田园，在漫游山水田园、饮酒咏诗中消遣时日，其中以孟浩 然、王维、白居易等为代表。孟浩然先后两次入京求仕，一次应试不第，一次随韩朝宗进京后，因友朋宴聚，未能践约，荐举未果，以布衣终老。由于仕进无门，孟 浩然无可奈何地选择了闲居乡村，漫游各地。其一生游历过洛阳、越中、淮扬、湘桂、豫章、巴中等地，过着萧淡洒脱的生活，李白曾赞誉他“红颜弃轩勉，白首卧 松云”（李白《赠孟浩然》）。他常常于行旅当中，将山光水色、田园风光付诸于诗，开创了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影响。王维、白居易后半 生，不满现实，消退了仕进之心，转而过着饮酒弹琴、游山玩水、栖心释氏的生活。他们生活优裕，饶有田庄别业，不愁衣食，无须躬耕，把余情雅致全放在了琴棋 书画，参禅悟道，寻幽访胜上。王维日与文士游览赋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终南别业》），常游止的地方有二十余处。

宦 游。唐代国势强盛，政治开明，极大的激发了文人的政治热情。当时文人致仕主要有三条途径：一是科举致仕。文人科举及第取得任官资格后，再经过吏部授官。二 是举荐致仕。具备一定条件的人可以通过他人举荐或自我举荐任官或迁官。三是入幕致仕。文人通过加入藩镇幕府参与政事，也可由节帅推荐做官。宽松清明的用人 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文人的竞争意识和表现意识，不管哪条入仕途径都要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或者科举之前就已名闻天下，或者结交名人而被举荐，或者凭 借超凡才华被人征辟，凡此种种都需要四处活动，宦游因此应运而生。宦游也即为宦而游，在漫游四方过程中，干谒投赠，结交名人，培养关系，提高声望，找到一 条入仕的途径。宦游的文人当中最著名的是诗人李白和高适。

李白自恃有旷世之才，不屑科举，不原走应试入仕之路，希望通过求仙学道、投献诗文、干谒权要、结交名人而一鸣惊人。二十五岁那年，李白怀着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的抱负，离开了故乡，开始了长达一十七年的宦游生活。他“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 碣记》）。先是浪迹洞庭、江浙一带。后结交了道士司马承祯、元丹丘、胡紫阳和著名文人孟浩然、王昌龄等，干谒过安州都督、裴长史、李长史及荆州刺史韩朝 宗。尽管他的文才得到过安州都督的赏识，却未获重用。诗人没有停下他的脚步，三十岁左右，他西入长安，隐于终南山，结交卫尉张卿和玉真公主。这些活动也未 见效，他便浮黄河，经梁宋，历游河南、湖北、山西一带，后移居山东任城，与孔巢父、韩准、裴政等并号“竹溪六逸”。经过十余年活动，终于名动京师。当他踌 躇满志地应诏入长安时，诗人也为自己宦游成功而得意“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在长期的漫游生活中，李白饱览了祖国 的秀丽山河，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在他笔下：万里长江上“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九华山是“天河挂绿水，秀出九芙 蓉”（《望九华山赠青阳韦仲堪》）。

著 名诗人高适是“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旧唐书》），他出身孤贫，晚年官至左散骑常侍，封渤海县侯。高适的成功是他不断宦游，在功名路上汲汲以求的结 果。他五十岁入仕前长期隐迹渔樵，漫游各地。数赴长安应举，游蓟门、卢龙一带求取功名。曾投献诗文干谒过张九皋、李林甫等。后出边塞，投奔河西节度史。安 史之乱爆发，平叛乱有功而平步青云。从高适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唐代宦游文人们那忙碌的身影。

边 塞游。从戎入幕，效力边陲，是唐代中小庶族地主文人除应试赴举之外，博取功名，实现抱负的重要途径。加上唐前期的战争形势令人乐观，一次次重大的胜利，紧 接着就是论功行赏，因此，出关赴塞，入幕为官，成了文人入仕的要津。杨炯《从军行》：“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反映了当时文人们对弃笔从戎的热衷。唐 朝前期知名文人一般都有或长或短的边塞经历。高适、岑参、李益曾在幕府为官，王昌龄、李白、王之涣曾赴边漫游。边关奇异的风景，吸引文人们在军政闲暇游览 领略吟咏描绘。李白在边塞游中写下了“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关山月》）；陈羽写有“海畔风吹冻泥裂，梧桐叶落枝梢折。横 笛闻声不见人，红旗直上天山雪”（《从军行》）；岑参写有“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走马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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