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马克思主义批评与社会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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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马克思主义批评与社会学批评

提起社会学批评，人们常常是一下子就想到了《新科学》的作者维

柯，想到了地理决定论者孟德斯鸠，想到了斯达尔夫人，想到了持进化论的丹纳，等等。而当西方学者魏伯·斯各特称马克思主义批评是社会学批评的分支时，国内大多数人却不能接受。他们对这种观点大加挞伐，好象受了很大的污蔑一样。这实际上是由国内特殊的意识形态所造成的。其实，我们大可不必如此，从根本上说，魏伯·斯各特的观点并没有错。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社会学批评有一个根本的观点就是承认文艺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认为文艺源于生活，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文艺是人们认识社会的一种形式，因此，人们非常重视考察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可以说，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美和艺术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是人类认识和改变社会的手段之一，它同人的感性理性活动都有重要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文艺受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制约，还和各种社会意识特别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发生关系。上层建筑中，由于政治集中反映了经济基础的要求，并直接和社会发生物质关系，所以文艺往往以它为中介和社会发生关系。它还科学地阐明了文艺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关系，认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等而它们又都是互相影响的。可以看出，重视社会和艺术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和其他各种社会学批评派的共同点，它们都有明显的社会学背景，不同的是着眼点不一样：斯达尔夫人由于受了地理决定论者的影响而尤为重视自然环境的作用；丹纳则是个实证主义进化论者，所以认为文学自然植物一样，它的生长需要特殊的社会气候和环境。而马克思主义者更多地看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其他还有较后产生的女权主义者，找到了性别视角，等等。因为，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也是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批评又是以它为根本依据的，所以，它就是社会学批评的一个分支。

那麽，是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批评就和其他社会学批评流派一样了呢？当然不是这样的。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最科学的，它是有史以来人们认识社会和自然的最好工具。它找到了唯物史观，奠定了科学世界观的基础。也使我们有了考察文学的最好工具。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批评确立了“美学的和历史的”文学批评原则。“美学的”要求批评家在进行批评时要首先“确定一部作品的美学优点程度”，这话的意思是说首先要保证批评的对象是“文学”作品。“历史的”是强调实际批评是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基础，以一种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待每一部作品，要求联系作品产生的历史环境，联系文学本身的发展程度来科学地为一部作品定位。所以，在历史的观点看来那种抽象的，普遍的，永恒的人性是不存在的，一切都是变化的，流动的。历史发展的 。恩格斯对歌德，对哈克奈斯小说的评价为我们树立了科学的批评的不榜样。由于有了科学的批评原则和批评方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批评与其他社会学批评有着根本区别。丹纳用了实证主义进化论的观点。用植物来比附文学，他没有看到作为人类精神产品的文学的独特性，它是不可能正确认识文学的。而斯达尔夫人企图用地理环境来解释文学风格产生的原因，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找到了经济这个最终原因之后，人们才有了认识文学的科学方法。所以，我们承认马克思主义批评是社会学批评的一种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科学性，真理性，权威性，也并没有把它和其他批评混为一谈。

如今，我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批评，那是不是就可以把其他的社会学批评方法批评方法都丢掉了呢？显然不是的。我们要看到，在我们使用马克思


主义的批评方法时产生了一些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们常常过于重视经济基础而对影响文学的其他因素有所忽视。这有其根深蒂固的原因，恩格斯曾说到，由于他和马克思在进行具体的批评时较为重视经济的和政治的原因，因为在反驳论敌时他们常常不得不强调被别人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以致于有些青年们认为只要抓住了经济基础这个要素，其它都是次要的甚至是可以忽视的。后来，又是有一些批评家把列宁的重视阶级的观点硬搬到文学批评上，这样马克思主义批评就有滑向庸俗社会学的危险。事实正是如此，在我国从三十年代开始，随着创作上机械简单化倾向的出现，文学批评界的这种错误倾向也越来越明显，后来甚至于把文学批评发展成为政治批判和阶级斗争的场所，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也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实践格格不入。

还有一个错误倾向就是过于倚重反映论，而忽视了文学表现的功能。一些有突出贡献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在批评中曾有意识地以反映论为依据。比如卢卡契，他在文论著作中便用了无数遍的“文学是现实的反映”这个句子，以至于韦勒克在他所著的《西方四在批评家》中对这多有讥讽。当然我们不会以其它流派的观点来强求卢卡契，因为这是和当时的国际环境密切相关的，而我们处在一个新的环境里，就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根本原则为指导来进行批评，而不应照搬某一个具体的批评实例。

基于这种原因，我认为现在强调倡导开放的社会历史批评，要求吸取其它非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中的合理因素是恰当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是社会学批评的一个高峰但它本身也是需要不断发展更新的，在它的面前有更广阔的天地。一是因为从马克思主义创立到现在已有一个半世纪，马克思主义本身在不断发展，我们应该尽力把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应用到文学研究上；另一方面则是从上十九世纪末以来，文学创作发生了翻天覆地地变化，被笼统地称为现代派的文学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没有看到过的,这就要求我们用新的更全面的视角去看待这些文学现象，因而我们的批评方法也不能是单一的，不变的。其他的社会学批评视角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考察文学，这是不言而喻的。比如，丹纳曾提出了解释文学的三要素——种族，时代，环境。在他注意到的因素中，种族因素是我们较少着眼的，虽然列宁也曾提出过关于民族文化的观点，但他更多注意的是民族文化中的两个组成部分——剥削阶级文学和被剥削阶级文学，而对于文学的民族特色并不十分重视。还有环境问题，我们较多注意的是社会环境，而没有看到自然环境对一个地区文学的影响。实际上，常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理环境对一地文学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丹纳和斯达尔夫人的观点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自然环境对文学 风格的熏染作用。又比如，较后产生的女权主义者的观点——性别视角，这更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觉盲点，而实际上文学由于其心理表现特点而常常有明显的性别特色，常言说的“男刚女柔”也鲜明地体现在文学创作中。我们不见得要象她们一样激进地要颠覆什么，但 我们应该借他们的眼光看到女性因其心思的细密而使创作的文学作品更具细腻含蓄的神韵，而男性的作品则较为雄健阔大。这本来就是文学存在的实际情况，我们没有理由对之视而不见。其它还有文化的观点，它较多地注意到了文学的共通性，传承性，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较少关注的，也是需要我们更多地研究的考察文学的观点。总之，应该看到我们常用的批评方法的不足之处，而注意用其它社会学批评视角对之进行补充，只有这样我们的批评才会更合理更健全。

社会学批评已经走过了很长的路，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它更是有了崭新的面目，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轻视其它的社会学批评流派，也不能停滞不前，中止对它的新探索。我们的社会主义批评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还要吸取其它批评派别的有益的观点，这也是一个真正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应有 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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