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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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冯著《中国哲学史》略评

冯君友兰所著中国哲学史,曩尝稍一翻涉,顷始阅尽,其殊胜处诚有如审查所言者,然于佛学未能与子学俱重,故于向未之儒道拘蔽,未尽解脱,以视蔡孑民先生“不以一派之哲学一家之教义梏其心”,似有未逮。中国民族文化哲学乃是主脑,竖承三千年来子学佛学之结晶,而横吸欧美各国近代现代之思想,始足复兴且充实恢弘之。汉末来之道教与北宋来之道学,则最为锢闭削弱中国民智者也。而此书反多奖许,将汉武以来划为经学时代。致儒道对佛之误解偏见,不能去除,陈君寅恪且谓以完成宋明新儒家为惟一大事因缘,尤使言固文化者,仍落宋儒窠臼,与蔡孑民先生“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之旧习”,何其反耶。此其故皆由于中国传承之佛学,未能充分详述,于佛学莫见其全之所致。冯君亦知“东晋至唐季第一流思想者皆为佛学家”,则此数百年之佛学,实应与春秋战国数百年之子学并重,划为另一时代,故我于冯君此书上编之子学时代,大致赞同,而愿为之商请者,则改下编经学时代使三倍其量,而全书划为“诸子分途竞兴时代”(子学时代)“诸子分期独盛时代”(秦为法家独盛时代,但秦统一人另一时代,汉初为黄老独盛时代,汉武为今文独盛时代,东汉为古文独盛时代,魏晋为老庄独盛时代)“佛学传受化成时代”(东晋到唐季应详叙昆昙俱舍法相诸有宗义及三阶教等救世苦行与君相之佛教治化等,最少应不灭于子学时代之叙述)“子佛融合道学时代” (宋至明清)窃观明代之兴起,根器原颇雄大,追隆汉唐而非宋可比,然其后仍渐弇陋者,受宋儒拘锢之所致也。今欲复兴民族者,不可不注意于此。

(原载《读书周报》第22期,19413月)

牟宗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五四前后,讲中国思想的,看中了墨子,想在墨子里翻筋斗。其他皆不能讲。既无兴趣,也无了解。原来中国学术思想中,合乎西方哲学系统的微乎其微。当时人心目中认为只有墨子较为接近美国的实验主义。实则墨学的真精神,彼等亦不能了了。彼等又大讲墨辩。盖因此篇实含有一点粗浅的物理学的知识,又含有一点名学与知识论。虽然这些理论都极为粗浅,而又语焉不详,不甚可解,但在先秦诸子思想中,单单这些已经足够吸引那些浅尝西方科学哲学的中国学者。因此,研究墨子,其实是墨辩,一时蔚为风气。钻研于单词碎义之中,校正训诂,转相比附。实则从这里并发现不出真正科学的精神与逻辑的规模。而那些钻研的人对于逻辑与西方哲学,也并无所知,连人门都不可得,更不用说登堂人室了。舍本逐末,以求附会其所浅尝的那点西方哲学,而于中国学术之主流,则反茫然不解。

后来冯友兰写了一部《中国哲学史》,彼在自序里自诩其中之主要观点是正统派的。可是冯书之观点实在不足以言正统派。冯书附有陈寅恪和金岳霖二先生的审查报告其中陈氏多赞美之语,如说冯书“能矫附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此实亦只貌似如此,何尝真是如此?陈氏是史学家,对于中国思想根本未曾深入,其观冯书自不能有中肯之判断。至于金岳霖先生,他是我国第一个比较能精通西方逻辑的学者,对于西方哲学知识论的训练也并不十分外行。他看出冯书“讨论易经比较辞简,而讨论惠施与公孙龙比较的辞长。对于其他的思想,或者依个人的意见,遂致无形地发生长短轻重的情形亦未可知”。金氏虽知冯氏之思想倾向于西方的新实在论,但是力言冯氏并未以实在主义的观点批评中国思想。这虽在冯书第一篇容或如此,但在第二篇就不见得如此。冯氏以新实在论的思想解析朱子,当然是错的。以此成见为准,于述及别的思想,如陆、王,字里行间当然完全不相干,而且时露贬辞。这即表示其对于宋明儒者的问题根本不能入。对于佛学尤其外行。此皆为金氏所不及知。氏早声明他对于中国哲学是外行。我们自不怪他。

同时冯书另一致命缺点,那就是分期的问题。冯书分二篇。首篇名为“子学时代”,自


孔子以前直至秦汉之际,类似西方古希腊时代。次篇名为“经学时代”,由汉初至清末民初之廖季平,这又类似西方的中纪。但并无近代。冯氏以西方哲学之分期方式套在中国哲学上,显为大谬。至于冯书特别提出并且注重学,对墨辩,苟子正名篇,以及惠施、公孙龙等的名学所作的疏解,当然并非无价值。而且对中国名学之特别重视,仿佛提供了研究中国哲学条可寻的线索。可惜先秦的名学只是昙花一现,日后并未发展成严整的逻辑与科学方法。以名学不是中国哲学的重点,当然不可从此来了解中国之传统思想。故冯氏不但未曾探得骊珠,而且其言十九与中国传统学术不相应。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节录,香港人生出版社,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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