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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和历史学的跨学科合作,将有助于更多历史谜团的解开。从理科方面,对疾病遗传基因、人种的形成,它是打开这些领域的大门的一把钥匙;在文科历史学的层面,分析中华民族是如何一步步混血形成的,它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韩昇一直强调,做曹操家族DNA研究,不是为了一个或几个历史人物,而是想通过解剖这只“麻雀”,用一个全新的办法,走通一条研究历史时期的遗传学和历史学、人类学结合的道路。
“现在成功地解剖了这只麻雀,就有可能将这种创新的方法用于解开中国古代乃至世界历史的真相,甚至有可能颠覆以前的结论。”韩昇说。只要有生物遗骸保存着,且保存的状况比较好,就都可以做,事实上,复旦大学的实验室也已经做了很多次类似的实验。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英国学者C.P.斯诺提出了一个关于“科学文化”和“文学文化”的重要命题,即“斯诺命题”。所谓“斯诺命题”是指,由于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以及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等方面的差异,使他们在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方面经常处于互相对立的位置,不仅一直相互鄙视,而且还不屑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斯诺命题”的提出,表明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甚至在各自内部不同学科之间由于种种原因总是各行其道,难以融合,并由此造成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系列的困境及问题难以解决。 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它们研究的对象无非就是自然、社会和人本身。在现实世界,自然、社会和人本身是一个整体,而在科学研究中,无论哪一门科学、哪一个学科,都只是对这一整体中的局部现象的研究。任何学科都存在研究对象的整体性与既定学科的局部性的矛盾。“斯诺命题”的意义,就在于把这个矛盾揭示出来了。对“斯诺命题”的破解,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有过诸多尝试,主要如西方一些国家中对科学、技术和社会(STS)的研究,也就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结合为一体的研究。进入新世纪以来,STS的研究又有了进一步拓展,不只是技术和科学的研究、人和社会结合的研究,而是把四者结合在一起的综合性研究。可以说,任何涉及当代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都要从科学和技术、人和社会密切结合中进行探索,也就是从自然界、人和社会发展整体性上加以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我们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融为一体时,中国现代化建设和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种种重大
问题都不是某一两个具体学科的研究所能够解决的,而需要多个学科密切结合共同应对。这就需要我们大力推进跨学科研究,积极探索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路径及其条件。
对于跨学科研究,我们应当厘清几个基本问题。第一是跨学科研究的起点问题。即,究竟是以学科的研究为起点还是以问题的研究为起点?学科不断朝着深化和细化的方向发展,其系统性和稳定性越来越强,而问题的研究则是按照社会现实的要求设定,以问题本身的需要来组织不同学科的学者开展研究,具有极为广泛的学科的综合性。强调跨学科研究,就是要强调问题研究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问题研究是社会的需要,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根本方向和价值所在。第二是跨学科研究的过程形式问题。对于问题的研究来讲,首先要打破的就是人文社会科学怎么从学科个体研究的习惯转向团队研究的形式。在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过程中,特别需要关注如何顾及人文学科或者个体研究的特色,怎样对社会科学固有的团队特性设计更为合理的研究过程,扬学科的研究中个体研究和团队研究各自之长,避学科的研究中个体研究和团队研究之短。第三是研究者的个人禀赋问题。面对学科越来越细化、越来越细分的现实,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成为通晓科技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学者,也不可能成为通晓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学者,甚至连通晓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所涵盖的各学科的“全才”学者也已经不可能了。因此,我们倡导的跨学科研究,主要不是建立在单个学者个人禀赋的多学科基础上,而是以多个学者群体性禀赋的多学科和跨学科为基础。只有多个学科的研究者的结合,才能形成跨学科研究的知识基础。
基于上述认识,我国在制定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时,应结合国家“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特别强调“问题意识”,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组织力量开展跨学科研究,努力探索哲学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路径和形式,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库作用。
一是要营造有利于跨学科研究的政策环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管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对跨学科研究的政策引导。在课题研究的指南方面,既要有学科研究的课题导向,也要有问题研究的课题导向,而且应该逐步形成以问题研究的课题导向为主导。在课题立项、评审中,要跨越学科的限制,突破学科分类的局限,将以问题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更好地纳入相应分类体系,或设立专门类别的项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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