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城市规划和建设应对举措 陈秀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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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城市规划和建设应对举措 陈秀娟

摘要：本文试图将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的发展进程进行梳理，提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城市规划和建设应对举措，就各阶段的分化或交汇内容做进一步讨论，并为我国当前国情下的城乡规划与公共卫生交叉研究与实践提供启示与建议。 关键词：公共卫生；城市规划；建设举措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城市规划和建设应对措施 1尽量避免摊大饼式的城市建设

合理评估与规划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的建设规模，适当分散大城市的职能，尽量避免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模式。虽然大城市的集聚效应高，但规模过大显然不利于抵御战争、灾害、疫情的威胁，特别是在应对广大城乡居民以及外来流动人员驻留与疏散等问题时。因此，要避免摊大饼式的城市建设，新城选址与老城区之间宜有一定的绿楔（农田、绿地、森林、水系等缓冲空间）。同时，为了便于新老城区间居民的快速交通，城市地铁建设宜在目前“站站停”的慢车系统上增设“大站停”的快车系统；涉及国家核心技术的高科技产业园区的选址要相对独立，避免因停工而影响整个行业甚至国家安全。 2进一步完善城市综合防灾规划

今年的疫情，武汉市整体“封城”，虽行之有效，却是迫不得已之举，损失巨大。今后城市应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城市综合防灾减灾规划，在现有的城市防洪、抗震、人防、消防等规划的基础上加强应对突发性新型病毒的公共卫生规划，并对综合防灾规划进行专项论证。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建立健全城市防灾医疗设施体系，制定相应的防灾医院建筑设计规范和建设标准。以南京为例，可考虑结合长江、秦淮河、紫金山等自然地形和地理区隔，将整个城市划分为若干个相对独立防灾分区，设置系统化的城市防灾设施体系。 3高度重视防灾医疗设施体系规划与建设

医院等医疗设施在我国急救与防灾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现行的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专项规划，其条款都较为宏观、笼统，指导实践的具体标准和措施相对较少。应高度重视医疗设施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合理确定各级各类医疗设施职能、规模、选址、协作方式以及发展走向。早日建成标准完善、职责明确、功能完备、布局合理、交通畅通、转院便捷、分级诊疗的急救与防灾医疗设施体系，有效提高城市的急救与防灾医疗的总体水平。 4建立城市应急数据管理平台

应建立应对此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数据平台，利用城市大数据技术精准确定传染病的扩散范围、传播人群和可利用的医疗急救设施（如传染病床）的位置数量，从而实现精准管理，有效提高城市防疫和救治工作效率。 二、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关系的演进与未来方向 1学科诞生阶段。

现代城市规划和公共卫生的实践均起源于19世纪中期英国颁布的《公共卫生法》，其首次确立了政府在城市建设与公共健康领域的职责与权力，采取了一系列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的基本手段来应对严峻的城镇公共健康问题，其思想根源正是“瘴气说”及其背后隐藏的环境决定论。至19世纪中后期，“瘴气说”对传染病控制的乏力，导致公共卫生先一步分化，开始运用“细菌说”的理论体系来探究传染病的根源及其控制措施；而与此同时的工人住宅、公司城实践，以及田园城市理论、花园城市运动，则是对环境决定论的延续，其始终试图通过物质环境的建


设来应对公共健康问题，甚至促进社会的变革。 2学科分化阶段。

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中期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的分化，本质上来说，正是“瘴气说”与“细菌说”的分化，公共卫生通过引入细菌说和免疫学的理论和方法，不断从疾病的源头上加强人们对传染病的控制能力，而城市规划则通过引入乌托邦思想和现代建筑思想，不断通过外部的物质建设来改善人们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水平。这一时期两学科各自的理论与实践基本是相辅相成的，学科的发展带动了城市公共健康水平的大幅提升，却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与挑战。 3学科分裂阶段。

到了20世纪中期，随着非传染性疾病的威胁逐步增大，公共卫生的研究开始引入统计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定量分析为主来探究疾病与外生变量的相关关系，形成高度专业化的现代流行病学及生物统计学分支，而公共卫生的实践则逐步引入管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形成当前的卫生政策与管理分支。与此同时，面对城市发展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城市规划的研究开始对空间规划进行反思和批判，并引入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方法，以定性分析为主对城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进行探析，而城市规划的实践则延续对空间的关注，并引入系统论和统计学来强化规划设计的理性和逻辑，形成当前的城市规划与设计分支。两个学科均出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分化，尤其是两学科的理论研究逐渐形成了高度专业的话语体系，学科壁垒进一步加深，跨学科的交流与融合面临更大困难，两学科之间呈现分裂的局面。 4实践交汇阶段。

面对20世纪中期以来不断恶化的全球环境和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以及随之而来的公共健康问题和健康不平等问题，在生态学的全局观和持续观的影响下，公共卫生的实践者开始不断扩展健康概念的范畴，而城市规划的实践者则开始将人居环境和居民健康作为重要议题，于是在一批学者和WHO的推动下，到20世纪80年代末展开了影响全球的健康城市运动，实现了城市规划和公共卫生实践领域的再次交汇。在其后的10余年间，健康城市的概念、方法和评价标准等实

践内容得到了大量的探讨和总结，但更为严谨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却较少出现。 5研究交汇阶段。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城市人口的比重逐渐加大，健康城市运动的影响不断扩大，城市规划和公共卫生对个体健康的关注不断提升，同时部分院校城市规划和公共卫生的联合学位培养了一批能够横跨两大学科的学者，于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打破学科壁垒，综合运用城市规划和公共卫生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来探析城镇与健康的关系，逐渐形成了21世纪以来两大学科在研究领域相交汇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的交叉研究，主要是基于统计学方法，在相似语境下展开的城乡建成环境要素与公共健康要素的相关性研究，而针对城乡社会经济要素和公共卫生体制机制的交叉性研究尚少出现。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重构，两者逐渐面向不同的问题，于是引入不同的思想体系和理论方法，在解决相应问题的同时不断深化自身的理论体系和专业化程度，却也带来了理论研究与实践的脱节，呈现学科分化和分裂的局面。而随着全球环境社会问题的深化和人口向城市的集聚，公共健康再度成为城乡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重要议题，两个学科在生态学的影响和国际组织的推动下，开始走向实践与理论的逐步融合，形成当前重要的学科分支。 结论


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城乡环境污染和经济社会不平衡问题进一步凸显，公共健康问题有待更多的学者在我国具体国情下结合城乡规划与公共卫生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更为深入的交叉研究，以促进相关规划与政策的合理制定。这个模型包括3个平行共存的体系：第1个系统是个体—群体系统，个体定义为由组织、细胞和基因构成的有机体，而群体则由若干个体构成；第2个系统是家庭—邻里—城市系统，这些空间、行为和组织范围都对健康起着决定性影响；第3个系统是管治和决策系统，包括从地方到区域层面的管治和健康规划的权力。建构城乡规划与公共卫生的交叉研究框架需要我们首先建立两大学科的联合培养机制，打破学科壁垒，为城乡规划和公共卫生的交叉研究和具体实践储备人才；其次，可以借鉴国外成熟的研究体系，在统计学的框架和方法论基础上，对我国的城乡规划要素和公共健康水平展开相关性研究和因果性论证；最后，则可以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开展城乡社会经济机制与公共卫生管理体制的交叉性研究，将公共健康议题纳入城乡治理框架，指导我国城乡公共健康建设的具体实践。 参考文献

[1]侯彦平.山东日照开展国民体质全面监测市民可电话预约[N].半岛都市报，2016-04-26.

[2]张璐.市政协委员建议试点“运动处方”创新健康管理服务[N].南京日报，2015-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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