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文学的三副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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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主流具有无可辩驳的地位和意义，现代文学的价值框架，最终的意义指向是启蒙和启蒙的伦理范畴。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和启蒙话语在与中国的具体历史语境的纠葛中，生成了三种启蒙价值形态和文学话语模态。 关键词：启蒙文学；革命；救亡；市场

中图分类号：i209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10-0183-02

启蒙的概念发源于17世纪和18世纪的欧洲，是在各国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诞生的概念。当中国的知识分子从西方的文化思想资源中摄取来启蒙理论时，启蒙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发生了变异：20世纪的中国特定的文化语境对启蒙理论进行符合自身文化特点的再造，启蒙成为容纳许多不同甚至对立观念的话语集合体。 一、启蒙与革命

1928年2月，当后期创造社的骨干李初梨倡导的文章《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在《文化批判》上发表时，原先潜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大的历史语境中的启蒙文学思潮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思潮之间的矛盾和分歧，终于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下浮出历史地表，最终实现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后期创造社的文学观念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倡导的人的文学、个性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等启蒙文学观有着很大的审美差异。 他们的文学观念深受当时在共产党内占主流地位的左倾路线的影响，认为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低潮时期，作为国家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一部分的文学能够推动革命的发展，文学与政治之间可以实现亲密接触，以至走向联姻。加之，后期创造社的主要成员大部分都有留学日本的人生经历，对苏联和日本等国的无产阶级运动中的左倾机械论毫无怀疑地接受，尤其是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和以文学组织生活为创作核心的拉普理论更成为他们进行文学创作的圣经。而钱杏发表《死去了的阿q时代》更进一步阐明了五四启蒙文学的另类性质，认为五四以来以人为核心的为人生的文学所着重描写和揭露中国社会和人生问题的小说已经被中国历史所抛弃，现在的文学应该反映中国的革命进程和火热的阶级斗争。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应该退出历史舞台，并对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人进行了革命激进式的清算和批判。尤其是对中国现代启蒙思想的旗帜性人物鲁迅进行了策略性的批判，认为鲁迅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中国前现代时期，鲁迅的思想缺乏明显的现代意识，以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人物的谬论对鲁迅进行重新界定，其他的作家也难逃厄运，一律被戴上有产者与小有产者代表的帽子，要替他们打包，打发他们出去[1]。而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的成立才真正标志着启蒙文学走向了革命。在左联存在的短短六年时间里，左联作家包括鲁迅在内对马克思文艺理论的翻译与研究，对苏联无产阶级文学作品的介译，加强与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联系，对大众文艺运动的推广，对富有革命意味的现实主义的探索和推广等等。

上述文学行为使五四时期建构起来的启蒙文学真正走向了文学思潮的边缘地位。但启蒙文学并没有真正的消亡而是在边缘处存在，在与革命文学的不断纷争中延续自己的生命。以梁实秋、朱光潜、沈从文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作家在理论构建和审美实践的双向维度上守护着人性的文学。这一点在提倡人的文学和塑造认得灵魂上与五四时期的启蒙文学进行了历史的同质对话，对文学本身的审美提升和祛功利化的文学本身的启蒙起到了无法规避的意义。而且，新月派提倡的性灵文学，京派作家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海派作家对人的情欲的大胆书写，沈从文在古老的湘西一隅孤独地建构自己人性的小庙&&都以自己的审美实践发出启蒙的光芒。

二、启蒙与救亡

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将整个中华民族卷入了血与火的生存境遇之中。特殊的历史环境，使对中国社会发展有着特殊敏感意识的文学，又一次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以文学审美实践打捞起救亡的使命。战争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使作家的思维方式、主体心像、审美趋向，


包括对作品体裁、题材、审美风格的选择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转变。五四时期，启蒙文学所提倡的人的文学、人性的文学在这一历史时期被描写战争进程、歌颂战争中的民族英雄的文学所替代。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文学中，我们很难寻觅、捕捉到类似于五四时期庐隐、冰心、叶圣陶等为人生作家发出的个体真挚的对社会、人生的真正体验，也无法聆听到同类于郁达夫式的性苦闷的精神嘶鸣，更无法触摸到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苦闷、犹豫、彷徨的内在感受。此时的文学强调服务于救亡这一时代的中心主题，以文学的功利性取代文学的审美性，注重表现国家、民族在战争中重生，注重表现人生斗争和飞扬的一面，作家们满足于廉价地发泄感情或传达政治立场，政治任务的过于急迫，也由于作家自己的过于兴奋，不但延续，而且更加滋长了[2]。

尤其是解放区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完全不同于五四以来新文学所开创的景观：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对自我内在精神世界的探寻、个人情感生活的大胆书写，对国民性主题的批判性的呐喊，对中国传统文化激进式的断裂再也无法找到文字的印痕，取而代之的是对新制度的歌唱以及对火热的人民斗争生活的赞美；五四时期处于被启蒙地位的普通民众以新人的姿态重返历史舞台，农民、工人、士兵翻身农奴把歌唱对知识分子进行持续的思想改造和启蒙。解放区的文学创作在形式上也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相疏离，对传统的文艺形式进行了重新的寻根，以符合农民审美文化心理的需要。当时传统文艺形式如评书、大鼓、传统戏曲、章回小说等，重新回到作家的手中，而构成对五四时期登陆中国的各种西方的文化思潮和文艺形式的反拨和改变。

但中国的启蒙文学仍是不死的生命，无论是解放区还是在国统区，启蒙文学都以曲折的形式发展和变化着。解放区启蒙文学主题不能简单地说是中断，最多只是变异。思想启蒙、政治解放和经济翻身是扩大了的启蒙，都属于人的解放的不同环节和范畴，属于大启蒙。像孙梨的文学书写就依然在延续着五四启蒙时期的爱与美的主题。在抗战后期国统区内，张天翼、沙汀、艾芜等人对国统区内黑暗现实的暴露和讽刺，对人性疾痼的嘲讽，对乡村愚昧文化的深刻挖掘；以胡风和路翎为代表的七月派作家在理论上，提倡主观战斗精神和精神奴役创伤；在实践上，路翎的《地主的儿女们》真实地记录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一切让我们看到了五四启蒙文学中国民性批判的血脉。在被日本侵略者严格进行文化管制的沦陷区启蒙文学也没有中断，张爱玲在穿越雅俗的界限之中继续着日常生活的审美体验和人性深处的思想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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