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十大思想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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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车难题的几个版本

电车难题（The Trolley Problem），这个伦理学领域最为知名的思想实验，是由牛津大学哲学教授菲利帕•富特（Philippa Foot）首先提出来的。 “电车难题”最简单的版本是这样的——

一辆有轨电车，突然失去了控制（原因待查）。在轨道正前方，正巧——或者说不幸，有五个铁路工人在施工。如果不作任何处理，电车将直接撞上这五个工人，不存在任何侥幸。司机无法刹车——刹车已经失灵（原因依然不详）！但，司机并不是眼睁睁看着惨剧发生，他还有一个唯一的选项——电车方向盘还是有用的，他可以扳动一下方向，使电车驶进另外一条轨道。在另外一条轨道上，只有一名工人。因此，如果司机扳动方向，他可以救下那五个人，但要轧死另外一个人。司机应当怎样做？ 这个思想实验，它有几种扩充版本。

哲学家汤姆森（Judith Jarvis Thomson）给“电车难题”增添了两种复杂的情形。最明显的增添是：在现场安插了一位旁观者，使得难题更有针对性、现场感、更加设身处地——任何人都可以设想自己就是那位旁观者。这样一来，我们不是替别人（司机）作出选择，而是拷问自己将会怎样做？伦理学就是要给自己出难题。

于是，经过汤姆逊的改编，电车难题就转换成下列情形——

A．这个旁观者，当看到电车冲向工人时，可以扳动道岔开关来改变电车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这位旁观者有两个选择：既可以袖手不管，也可以扳动开关，使之撞死一个人。 B．有一位胖子（这里需要向胖子们致歉，体重大并不能作为牺牲品的理由）恰好在轨道上方的桥上看风景。在这种情况下，旁观者同样有两个选择：可以把这个胖子推下去，拦住电车，杀死一个人，挽救五个人的生命；也可以什么都不做。

我们也许很少有机会真正面临电车那样的困境，但我们可以通过解决这样的困境，来说明道德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这就是道德推理。桑德尔教授在哈佛公开课堂上（后来收录在《公正》书中）采用电车难题的例子，说明道德推理是如何进行的。正因为桑德尔教授的援引，电车难题这个思想实验才广为人知。

我们采用他的方法，来看看不同的道德哲学对这一个同样的难题，有什么样的意见。 限于篇幅，我们暂且讨论三种。两种古典的，一种当代的。

我们暂且假设：如果旁观者分别是边沁、康德、豪瑟尔，他们会怎么做。

如果是边沁

边沁的功利主义最主要的原则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为最多的人提供最大的利益”。这个功利原则后来被密尔进行了补充、修正。

功利主义的伦理学不考虑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与手段，仅考虑一个行为的结果对最大快乐值的影响。对功利主义者来说，所有的道德争论，实际上都是讨论如何使快乐最大化、痛苦最小化。

边沁的道德原则简洁明了：能增加最大快乐值的即是善；反之即为恶。。

如何才能达到“快乐最大化”呢？边沁的回答是计算———把所有的收益（快乐）相加，减去所有的损耗（痛苦）。

这样一来，每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抉择时，边沁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将一个不可能的道德困境变成一个加减法的问题。

如果那位旁观者是一位功利主义者，他会怎么做？从一个功利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明显的选择应该是扳岔道，拯救五个人只杀死一个人。在这个例子中，通过简单的计算，我们就会知道：撞死一个人显然比撞死五个人更划算。

在另一种情形下，功利主义也会把桥上的胖子推下去。因为，牺牲一个可以挽救五个。


在功利主义看来这两种情形在伦理上是等价的。

通过计算，功利主义为这个道德困境提供了答案。但这个答案令人满意吗？ 再看一个类似的例子。

医院的急救病房里有5个生命垂危的病人，他们急需进行器官移植，但医院里并没有相应的器官，也来不及去收集器官，这时候，一名健康的人走进了医院。为了拯救那5名垂危病人，医生可以把那名健康的人杀害以获取所需器官吗？这里，也是杀害一个人以挽救五个人。功利主义者对此如何计算？

可见，确实存在某些原则禁止人们做一些事情，哪怕它是划得来的。 康德就是这么认为的。

如果是康德

康德不满意功利主义关于道德基础的看法。

作为先验论者，康德坚持认为道德的准则不可能在经验中找到，只能在纯粹理性中寻求。纯粹理性自身就能引导人类走向道德真理。康德说，我们每个人不需要诉诸外在的权威，而只需要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就能够判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道德是主观的意见；理性超越了我们自身，它颁布了“普遍必然的律令与义务”。这个律令就是康德著名的“绝对命令”(Kategorischer Imperativ)”。 绝对命令有多种表述方式，它最基本的命令有两条。

——使你的准则普遍化。如果一种行为在道德上是错的，那么对任何人都是错的；如果一种行为在道德上是对的，那么对任何人都是对的。

——将人看做目的。“我们要将人当做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加以对待。”任何人都不应仅仅被视作或用作达到别目的的手段，每个人本身就是独特的目的。 这是通过理性而无可辩驳地确立起的道德规则，它是绝对的，毫无例外的。康德自己说，它不允许有任何权宜之计。一个人要有道德，就应当出于义务而服从这些规则。因此，康德的道德理论也可以叫做义务论。

在实践中，康德告诫我们：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问自己两个问题：你愿意每个人都这么做吗？你把别人当做手段了吗？

如果要康德来回答那个电车难题，他的选择将和边沁的完全不同——他绝对不会把胖子推下去的。他也不会扳道岔。

因为上述两种做法，都不符合绝对命令的两条准则。首先，如果你是那个胖子，你愿意别人把自己从桥上推下去，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吗？你当然不愿意。那么这么做就是不道德的，因而也是错误的、不可取。其次，你一旦把胖子推下去，就意味着你把胖子作为了一种手段。同样，这也违反了绝对命令。 在扳道岔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这就问题来了：康德难道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如果一以贯之地、严格地遵循康德的绝对命令，似乎只能如此。然而，在电车这个例子中，我们真的能无动于衷吗？人类的情感真的不起任何作用吗？

豪瑟尔认为不可能。

如果是豪瑟尔

其实，在现实情境中，我们既不会像边沁那样计算，也不会像康德那样纯粹理性，更多

的时候往往不假思索就采取了行动。 难道人天生就知道对与错？ 确实有人这么认为。这个人就是哈佛大学心理学家马克•豪瑟尔（mark hauser）。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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