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理论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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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理论的

几点思考

这几天看了一些索绪尔语言学的相关论文，这篇读书笔记会整理总结一些重要的印象深刻的概念。

1916年，索绪尔的学生巴利和薛施蔼整理、编辑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在巴黎发表，是语言学发展历程中重要的里程碑。《普通语言学教程》集中反映了索绪尔语言学思想体系，“符号任意性原则”是其中的核心内容。索绪尔将“符号任意性”定位为语言学研究的“首要原则”，无论是系统、符号，还是单位概念的分析，都以符号任意性为起点。

在理解“符号任意性原则”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先弄清楚“能指”和“所指”，去年考研备考期间对这两个概念仅停留在识记阶段。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符号是形式和概念的结合。（1）能指（signifier）是形式，组成该符号的音像和书写标志，它能引发人们对特定事物的概念联想；（2）所指

（signified）是概念意义（意指），也就是符号所指代或表达的事物的概念意义。举例：国歌通常是由歌词和曲调组成，歌词和乐谱构成了国歌的能指（符号），而国歌所代表的爱国之情和民族精神构成了国歌的概念意义（意指）。“能指”和“所指”是不可分离的，两者相互依存，通过符号连接，这样才能形成语言。因为符号连接的是能指和所指，前者指读音，后者是心理形象，而不是事物本身，而这种联系是没有任何理性原因的，从这点来说，人和人之间的沟通不能完全依靠语言。所谓的理解是基于人们的主观想象，比如说“花”，你的所指与我的所指是差不多的，我们能顺利的交流。但当我们提及一些比较抽象的概念时，就会有不一样的解读（产生分

歧），比如说“美”，这个时候我们的所指就会有区别，但能


指大致相同，通过能指唤起你我对“美”的形象，但这却是分歧的产生。由于符号的任意性，我们无法推出“美”所指代的具体的事物。（这就需要用符号学的知识来解读了。） 话说回来，关于索绪尔提出的“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这一说法曾引起广泛的争论，学者们从不同视角、立场对争议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与分析，比如国内最早对任意性提出质疑的学者许国璋指出“如果说语言有任意性的话，那也只是限于原始时期，在此以后就不是任意的了。”当然这里我不对这些文章作过多的解读，我谈谈我所理解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在中文中，花的形象被叫做“huā”，英语中被叫做“flower”，日语里音读“か”（ka），这三种语言中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连接是没有必然关系的，我们之所以能够把

“huā ”这个读音同花的形象联系起来，是因为我们都在遵守“社会契约”，即“约定俗成”，如果不遵守这个规则，没办法同大家交流沟通，这种规则就在我们脑海中根深蒂固。但许国璋先生是反对这个“约定俗成”，他认为“任意性”就其含义来说只能指一个人的行为，而“约定俗成”则意味着一个群体的存在，意味着说话人与听话人的存在，二者不是同一维度的概念。此观点也有待考证，我个人不太理解，我认为语言是用于交际的，语言的创造者必须让别人理解他、接受他，并与他一起来使用这种语言，这里面当然需要有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则”，从而进行接下来的交际活动。

索绪尔是意识到语言存在“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的，就符号本身而言，作为能指和所指结合的整体，是具有绝对不可论证的任意性；而当上升到复合符号时，其论证性有所递增，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论证性却永远不是绝对的。他举了很多法语的例子来论证，大体是说单纯词是绝对任意的，大多数合成词的构造是相对任意的，比如法语中中“chene”是“橡树”——绝对任意，而表示果树意义的词，多是“水果名+后缀-ier”这样的结构如“poirier”是“梨树”，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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