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传播学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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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传播学的“想象力”

摘要：对于一个学科来说，“想象力”主要表现为一种普遍联系和视角转换的能力。传播学从诞生到发展，一直贯穿着“想象力”的精神和价值取向。但是，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却失去了“想象力”。本文在梳理中国传播学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分析了缺少“想象力”的危害并且尝试给出了寻找“想象力”的途径。



关键词：传播学；想象力

将一个学科和“想象力”联系起来，并不是笔者的原创，灵感来自美国的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康德对“想象力”概念做了详细的阐述，他把这个概念的基本含义规定为人的一种直观能力，它能够表象即使不在场的对象，并依其是否具有创造性而划分为两种：一是“创制性的想象力”[1]；二是“复制性的想象力”[2]。很显然，莱特•米尔斯的“想象力”属于第一种，而笔者的“想象力”属于第二种。

一

所谓“社会学的想象力”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必须具备的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以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够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3]这种“想象力”不仅是对社会中人的经典研究的核心智识支撑，也是一种视角转换的能力。



任何一个学科要永葆其生机和活力，就必须持续不断地发掘其思想理论上的创造力，而拥有对社会运行和发展之动态过程永不间断的思维想象力，恰是社会学这一学科思想理论创造力永不枯竭的基本保证。从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到马克思的“社会存在”，从涂尔干的“社会有机关联”到帕累托的“社会剩遗物”，从韦伯的“社会行动”到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以及从布迪厄的“社会场域和惯习”到吉登斯的“社会结构化过程”，概莫能外。社会学的想象力恰如一种联结行动与结构及调控行动与结构之矛盾运动的融理性与感性为一体的精神直觉。



超越社会学学科的局限，米尔斯把眼光放到了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他说，社会学想象力不为社会学所独有，“社会学想象力正成为文化生活的主要共同尺度和特征，这种心智品质可以在社会科学和心理学中发现，但它远远超出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些研究”，在文学作品，以及政治学、美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中，甚至在新闻工作者中，都应该具有历史的和结构的视角[4]。

二

如果说，“想象力”在米尔斯看来主要表现为一种普遍联系和视角转换的能力，我们就不难发现，传播学从诞生到不同阶段取得的巨大成就，无不贯穿着这




种“想象力”的精神和价值取向。



传播学研究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然而其概念得以确立则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直到20世纪40年代，这门学科还没有成熟，传播研究视角更多地停留在如何增强劝服的效果上。当时施拉姆的主要工作就是把各类社会科学家讨论传播问题的报告、论文汇集起来。施拉姆看到了传播研究的趋势必然是多学科的交汇，而且看到了，社会科学必然从不同角度观照人类关于自身与媒介的关系。没有这个汇集，传播的知识就永远处于分散和朦胧的状态。毫无疑问，施拉姆是拥有“想象力”的。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传播学的理论越来越精致和丰富，传播学也由此产生了众多的“模式”和可供遵循的学术规范。即便如此，特立独行的研究者也不断涌现，并不断把传播学研究带入新的领域。加拿大经济史家、传播学家、加拿大传播学派的奠基人英尼斯就是突出的代表。英尼斯极具想象力地把媒介和时间、空间结合起来考察研究，提出了“传播的偏向”。紧随其后的马歇尔•麦克卢汉更是一名“超级想象力大师”，他提出的“媒介即信息”、“冷媒介和热媒介”、“地球村”、“后视镜”等理论，虽然在被人称为“天书”，但是随着网络媒体的出现和普及都被一一得到印证。



从传播学不同阶段的发展可以看出，传播学的研究及其成果的取得是一个不断应用新的研究方法和不断引入相关学科并拓展研究视角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所体现的核心价值，就是充分利用了“想象力”。

三

不可否认，传播学从诞生到发展，一路走来都有“想象力”做伴。但是，这种情况却没有在中国发生。1978年7月，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出版了“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家新闻学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郑北渭主编）。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第一篇传播学译文《公共传播》，当时将“masscommunication”翻译成“公共传播”，而不是后来的“大众传播”，介绍了一些传播学的知识。为了防止被指责为“宣扬资产阶级观点”，郑北渭加了一个按语，批判“公众传播工具”是“垄断资产阶级控制舆论，制造舆论，毒害人民，奴役人民的宣传工具”。



就是以这样的“开场白”，传播学在没有“想象力”的伴随下开始了它在中国舞台上的表演。在过去的30年中，我国的传播学研究一直是“一个人奔跑”，失去了好伙伴——“想象力”。



中国传播学研究“想象力”缺失集中体现在：

（1）“复制复制性想象力”。

在近年来出版的大量的传播学著作中，译著的比例相当高，而中国学者撰写的专著却相当有限。在译著中，“二三十年前的理论著作居多，时差在十年以上的相当正常，而同步译著较少，而且这些译著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译著对传播




学理论的积累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5]在中国学者的理论著作中，介绍西方传播学理论的居多，而解决传播学课题的偏少，研究的对象通常不是传播学亟须解决的问题，而只是对前人理论的总结和概述。一言以蔽之，就是说明文多，论述文少，“总体上还停留在引进、介绍的层次，缺乏原创性，发表的文章和申报的课题，内容重复率较高。需要在课题的选择方面加大研究的成分和创新性。”[6]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就是一个“搬家”的过程，将国外传播学的某个模式或理论简单搬过来，至于该模式或理论提出的背景和适用范围了解不多，缺乏深入的分析和考察。这种“拿来主义”的做法，连最基本的学术研究规范都难以遵循，更遑论“想象力”的展现。



如果说，翻译国外的著作属于”复制性想象力”的话，另外一些研究者的就应当称为“复制复制性想象力”了。在中国学者的传播学专著中，总论、概论、通论类的最多。从1988年《传播学原理与应用》问世开始，十几年来，“先后有几十本概论性质的传播学教材和专著问世。若要按比例来算，这种情况在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中恐怕是最高的。”[7]中国的传播学学者或许特别喜欢概括性强的名称，甚至连施拉姆写的书也被译者冠以“传播学概论”之名，其实这本书的原名是《男人、女人、讯息与媒介：理解人类传播》[8]。



（2）“离心力”＞“向心力”。

“离心力”和“向心力”是每一个学科建构必须的两种力量。传统学科始终围绕着它的基本设定运行。可以说，每一个传统的和主干的学科，都有一种谋求终极解释的野心。无论其视界展开得多么辽阔，最终还是要回到她对于人性的基本设定上来，这就是学科的“向心力”。同时，伴随人类知识视界的展开和学科的不断发展，必然导致分支研究的活跃，于是，在知识向心力的相反的方向产生出强大的离心力：每个分支问题的研究，都开发出一门新的学问。学科分化导致新的学科建制和知识资源分配的新格局。



这种复杂的现代学术局面，有点像一个迅速膨胀的城市。在这个大城市中，为当今的社会科学提供了多个知识平台，如地区研究、女性研究、发展研究、现代性研究、文化研究、环境研究、公共管理研究、民族问题研究等等。这些新的知识领域，是人类对于现存社会各类问题的聚焦，不是形而上的那些悬念挑战人们的智力，而是各种紧迫的社会问题要求人们的反思，所有反思都是用来调适人们紧迫的社会实践。在给各个学科带来丰富研究对象和内容的同时，也给各个学科的学者们带来了一种特殊的平面感与紧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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