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 钱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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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亭百年一季荷

梁 衡

先生的住处在校园北边的一座很旧的老式楼房，他住一层，朗润园13号楼。那天我穿树林、过小桥找到楼下，一位司机正在擦车，说正是这里，刚才都还出来看客人来了没有。一张睡了几十年的铁皮旧床，甚至还铺着粗布草垫，环墙满架是文学方面的书，还有朋友、学生的赠书。他每天4时即起，就在床边的一张不大的书桌上写作，这是他多年的习惯，人称“北大一盏灯”。

先生永远是一身中山装，每日三餐粗茶淡饭。每到春节，总有各级官场上的人去看他，送许多大小花篮。他对这总是暗自摇头，我知道先生是最怕虚应故事的。有一年老同学胡乔木邀他同去敦煌，他当然想去，但一想沿途的官场迎送，便婉言谢绝。

先生原住在北大，房子虽旧，环境却好。门口有一水塘，夏天开满荷花。他有一文专记此事。是他的学生从南方带了一把莲子，他随手扬入池中，一年、两年、三年就渐渐荷叶连连，红花映日。在北大，这处荷花水景有个名字，就叫“季荷”。但2003年，先生病了，年初住进了301医院，开始治疗时还回家去住一两次，后来就只好以院为家了。“留得残荷听雨声”，季荷再也没见到它的主人。

先生在医院享受国家领导人的待遇，刚进来时住在聂荣臻元帅曾住过的病房里。我和家人去看他，一切条件都好，但有两条不便。一是病房没有电话（为安静，有意不装）；二是没有一个方便的可移动的小书桌。先生是因腿疾住院的，不能行走、站立，而他看书、写作的习惯却丢不掉。我即开车到玉泉营买了一个有四个小轮的可移动小桌，下可盛书，上可写字。先生笑呵呵地说，这就好了，这就好了。我再去时，小桌上总是堆满书，还有笔和放大镜。后来先生又搬到301南院，条件更好一些。许多重要的文章，如悼念巴金、臧克家的文章都是在小桌板上，如小学生那样伏案写成的。他住院四年，竟又写了一本《病榻杂记》。

我去看季老，多是问病或聊天，从不敢谈学问。在我看来他的学问高深莫测，他大学时受教于陈寅恪等国学大师，留德十年，回国后与胡适、傅斯年共事，朋友中有朱光潜、冯友兰、吴晗、任继愈、臧克家，还有胡乔木、乔冠华等。“文革”前他创办并主持北大东语系20年。他研究佛教、研究佛经翻译、研究古代印度和西域的各种方言，又和英、德、法、俄等语比较。试想我们现在读古汉语已是多么吃力费解，他却去读人家印度还有西域的古语言，还要理出规律。

有一次我带一本新出的梁漱溟的书去见他。他说崇拜梁漱溟，我就乘势问：“您还崇拜谁？”他说：“并世之人，还有彭德怀。”这又让我吃一惊。一个学者怎么最崇拜的是一个将军。他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敢说真话，这一点不简单，很可贵。”我又问：“接着还有可崇拜的人吗？”

“没有了。”他又想了一会儿：“如果有的话，马寅初算一个。”我没有再问。我知道说真话一直是他心中隐隐的痛。为此他在“文革”结束后又写作出版了《牛棚杂忆》。

现在我翻着先生的著作，回忆着与他无数次的见面，渐渐地与他端坐病室的身影叠加起来，历史就这样洗磨出一位百岁老人，一个经历了由清朝至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又经历了“文革”和改革开放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这形象正如一面百年的明镜，可以照出百年来国家民族的命运，也可以照见我们自己的人生。

寂静钱钟书 周劼人

12月19日，寂寥的寒夜，清华园日晷旁，烛光隐隐。小提琴哀婉的曲调飘散


在清冷的夜空，人们伫立无语，鞠躬，献上白菊。

偶有路人好奇：“这是在祭奠谁？”

有人低声答语：“今天是钱钟书先生辞世10周年。”

10年前，钱钟书先生安详离世。遵钱先生遗嘱，“一切从简”，连在八宝山的告别仪式也只有短短的20分钟。“如此寂静。”钱先生的一位生前好友说。那日，清华的南北主干道上飘起了一千只纸鹤，学生们用这种方式，静静地送别他们的老学长。

他的人生，本不寂静。

无论是人们熟稔的《围城》，还是近乎天书的《管锥编》，都惊讶了世人，折服了学界。《管锥编》单是书证就数万条，引述涉及四千位作家上万种著作。世人惊叹“大师风华绝代，天才卓尔不群”。

然而他却又静静地坐在书斋里，照例埋头读他的书，做他的学问。图书馆内很多冷僻线装书的借书单上，只有他一人的名字。即使是身处困境，他也只是默默地埋头书本。“文革”时他被送去干校劳动改造，能看的只有寥寥几本书，但只要抱起书本来，就能兴致盎然。第一批“大赦”回京的名单中，没有钱钟书，也没有杨绛。他们夫妻二人平静地走回窝棚，杨先生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钱先生歪着脑袋认真的想了一下，说：“没有书。”

“文革”后，对钱钟书先生的称颂日渐声高，然而钱家的书斋内一如既往地平静。他谢绝了一切记者和学者的拜访，有人将此误读为“清高孤傲，自以为是”。

他人的不解，钱先生并未在意过。杨绛先生说：“他从不侧身大师之列……他只想安安心心做学问。”

“钱先生做学问是„心在焉‟,”清华大学一位老师说：“而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上，今天这个校园里，有多少人则是„心不在焉‟。”

清华大学一位博士生说，他多次读《围城》，读第三遍时忽然明白，“围城不是别人给的，正是人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为自己编织的。钱先生没有为自己修筑围城，所以，他一辈子都活得坦然，真挚。”

10年后的清华，10年后的12月19日，依旧是纸鹤飘飞，烛光摇曳，依旧只有师生们的心照不语。不时有人向钱先生的照片投来好奇的眼光：“这是谁？”

他一生淡泊，未曾想过要轰轰烈烈。但也正是这种“寂静”中，他书写了后人无法想象也难以企及的波澜壮阔。我们往往只惊叹他“这个脑袋是怎么长的”，却总是忘了去关注他两耳不闻喧嚣事的用心苦读，以及恪守完整人格的刚毅坚卓。

寂静，这是钱先生的心底所愿。不要奇怪为什么他的离世和10周年纪念都如此寂寥，这正是他的一生的格调

一位热爱他的读者说：“这个世上唯一的钱钟书走了。”是的，这个时代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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