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人物评价论文之王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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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字静安，又字伯隅，晚号观堂（甲骨四堂之一），谥“忠悫”。浙江嘉兴海宁人，国学大师。与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号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中国新学术的开拓者，连接中西美学的大家，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金石学、甲骨文、考古学等领域成就卓著。甲骨四堂之一。王国维精通英文、德文、日文，使他在研究宋元戏曲史时独树一帜，成为用西方文学原理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陈寅恪认为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

晚年胡适曾回忆王：“他的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陈寅恪撰文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主要成就：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数十载，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把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著述甚丰，有《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观堂集林》、《古史新证》、《曲录》、《殷周制度论》、《流沙坠简》等62种 甲骨研究：

甲骨文晚清始发现，最早是王懿荣，后来刘鹗刊印《铁云藏龟》，继之，孙治让和罗振玉对甲骨文字进行研究。而将甲骨学由文字学演进到史学的第一人，则推王国维。他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礼徵文》以及《古史新证》等，他将地下的材料甲骨文同纸上的材料中国历史古籍对比来研究，用卜辞补正了书本记载的错误，而且进一步对殷周的政治制度作了探讨，得出崭新的结论，他的考证方法极为缜密，因而，论断堪称精审。 二重证据：

他自己称以上考证方法为“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的材料与纸上的材料相比较以考证古史的真象。这种考证方法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又运用了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考证方法，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古史研究上开辟了新的领域，创造了新的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郭沫若曾赞颂说：“王国维„„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的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王国维提倡以“地下之新材料”补“纸上之材料”，是为二重证据法。王国维首先用出土甲骨文，考订了商代先公先王的名字和前后顺序，证明了历史记载商朝君主世系的可靠性。二重证据法成为中国史学理论的重大革新，为古史及文献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人生三重境界：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之二六，原文如下：“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首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4]，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是非常有趣的见解。

1927年，王于6月2日同朋友借了五块钱，雇人力车至北京颐和园，于园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从其遗体衣袋中寻出一封遗书，封面上书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


遗书内容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移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于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 评价：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家.他第一个试图把西方美学，文学理论融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中，构成新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既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大成，又开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先河.在中国美学和文学思想史上，他是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桥梁，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我眼中的王国维：

寻寻觅觅中，王先生选择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

有人说，学宋词者必多忧郁我愁思，方可解其真谛。我想，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

然而，先生的“忧”与“愁”却是发自内心的，这即是先生对“乱离世”的忧，也是对中国文化命运的愁啊！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被人评为“浸透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正如王先生的诗“不有言愁诗句在，闲愁那得暂时消？”先生把自己已埋于五千年的古文化中，寻求着精神上的归隐和安宁。

然而，人毕竟是生于世间的，“忠君爱国”“接济天下”的良心又使王国维逃脱不了现实的束缚。”眼看着一寸寸国土的沦丧，满目是大众的嗟伤”。生于乱世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人生一大悲哀耳！

正如钱钟书所言：理智与情感的抗衡，是构成了忧郁症的病因。当一个人的理智完全能够打败情感的冲动时，那他就走了死亡。但当他的理智被情感战胜时，他却并不能获得新生，也许他将毁灭得更惨烈。

诗人多为性情中人，感国家衰败受辱之深，报国之心之切，使先生无疑于先于矛盾日沼泽而又无力自拔。

于是先生选择了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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