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斯宾德如何启发人们向社会、历史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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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斯宾德如何启发人们向社会、历史提问

作者：刘文曦 谭稳

来源：《理论与创新》2020年第16期

【摘; 要】作为一个敢于直面德国历史并对其有着清醒意识的导演，法斯宾德在其电影创作中将个人命运的悲剧放入社会和历史的语境中，用电影艺术来表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精神深处的恐惧、迷茫、异化和极端。他执着于以一种历史的厚重来审判德意志民族沉重的罪孽意识，引导人们用理性的目光审视战后德国社会所存在着的物质、精神问题与纳粹造成的历史灾难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法斯宾德;作品;向历史提问

法斯宾德去世前一年，曾在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上对记者说道：“我是一个电影导演，不是一个政治家，我不能确切地说出他们应该做什么和如何去做，但我知道他们直到现在还没有被激发起来。德国人必须认识到有各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他们应该有所选择，他们有个人生存的权利，他们有活力并富于创造性。我试图表现过去的形象，是为了使德国人能解决现实问题，而不仅仅是观望而已。”

法斯宾德的电影创作似乎总是围绕着纳粹遗留给战后德国社会的痈患这一母题，而脆弱的女性形象则成为了法斯宾德刻画沉重历史的描绘体。他的女性四部曲之一——《玛丽亚·布劳恩的婚姻》讲述了一个在战争时期渴望着丈夫的回归而不断出卖自己的肉体和灵魂的女人、最终对于婚姻所有美好期待全部破灭一空的故事。在故事情节的设计上，法斯宾德始终把女主角玛丽亚布劳恩婚姻的波折、情感的悲剧与纳粹遗留的历史创伤交织在一起，展现了在这样一个社会历史的背景下，玛丽亚是如何从一个善良、美丽、纯真的姑娘逐渐演变成一个蛮横、自私、暴躁的中年油腻女人。

在情节模式上，法斯宾德突破了传统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式的封闭叙事方式，而是创作出了一种新的主体与客体、观赏与思辨相交织的叙事格局。《玛丽亚·布劳恩的婚姻》中存在着大量片段性的叙事，与之对应情节上也存在着大量断裂。比如当玛丽亚的丈夫替她承担起杀人罪名而入狱服刑后，紧接着下一个情节便是玛丽亚成为了一位商业大亨的情妇。法斯宾德大量省略了事物发展的冗长过程，在两个结果性事件之间没有过多地交代其前因后果，不给剧情作出规定性的解释，而是引导人们自主地去思考两件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一般來说，熟知的东西所以不是真正知道了的东西，正因为它是熟知的。有一种最习以为常的自欺其人的事情，就是在认识的时候先假定某种东西是熟知了的，因而就这样地不管它了。”因此，师承自戈达尔的法斯宾德同样善于运用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来对动作和场面进行情节性破坏，把事件中那些不言自明的、为人熟知和一目了然的东西剥去，使人们对之产生惊讶和好奇心，进而不由自主地发问。当玛丽亚的丈夫赫尔曼


“死而复生”般地回到故乡，却在窗格里看到自己的妻子正在与一个黑人士兵亲热。按照惯常的逻辑来推测，他理应冲上去与黑人士兵决斗一番，然而影片中赫尔曼不仅没有与后者发生任何肢体冲突，却一个箭步冲到桌子前，拿起一根香烟迫不及待地猛吸几口。正当观众对此疑惑不解，以为妻子玛丽亚会上前解释辩白时，玛丽亚却举起酒瓶从背后砸死了自己的情人士兵……情节上断裂的设计使观众立刻从剧情中抽离出来，一系列违背逻辑习惯的动作使得人们不由自主的发问：“为什么”？战争带来怎样的苦厄使赫尔曼在妻子（精神）和香烟（物欲）之间选择了后者？玛丽亚为何会对这段仅真实度过了两天的婚姻抱有如此坚定的期待致使她毫不犹豫砸死了自己“喜欢”的情人？战争对于个体情感的异化和命运的改变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法斯宾德的引导和推动之下，人们不断地审视、思考着这一切社会现实产生背后的原因，并向历史进行发问。

影片的结尾，当赫尔曼终于远渡重洋回到妻子身边，只待欣喜相拥便可圆满结束时，法斯宾德却让两人久别重逢的场面充满了矛盾与不解。两人充满疏离感的对话期间始终充斥着足球赛事聒噪的解说声，使观众的视听受到了极大的干扰，以此再次把人们从破镜重逢的情景中抽离出来。这对夫妻彼此情感的陌生化、巨额财产背后的欺瞒和背叛、玛丽亚对情感的寄托和期望的彻底破灭……有关这段婚姻的一切都在情绪推向最高潮的时候，随着整个球队胜利的欢呼瞬间和房屋的爆炸一起结束。而这场足球赛事戏谑般的胜利正象征着彼时德国的经济奇迹，无奈个人命运的悲剧被湮没在这样一场盛世之间，人物情感不断的异化、人物关系不断陌生化、人物命运不断悲剧化。法斯宾德以故事中的个体状态折射出当时整个德国社会中人们的普遍情感、命运状态，借极具讽刺意味的情节将电影的大众性和艺术性巧妙结合在了一起，对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和社会发出振聋发聩的质询。

一如法斯宾德，推动新德国电影运动第二次高潮的电影导演们对时代、历史、现实的关注与思考、对电影形式美学特征的发展与开拓呈现出审美的同一性，即重新确认了电影的大众性，注重观赏价值与思辨价值的统一。他们从欧洲先锋派、德国表现主义、法国新浪潮等电影运动中汲取经验，克服了现代主义艺术的封闭性，而逐渐探索了一条使理性与形象相互融合渗透、使电影的审美价值与大众观赏性趋于和谐的道路，在整个西方电影史上占据了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对后世电影创作具有重大影响与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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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文曦（1997-），女，汉族，山东潍坊人，硕士，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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