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下层研究的经纬和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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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中国社会学界，有关社会分层问题和反贫困问题等受到研究者们的普遍关注。但是如何开展对城市下层社会的调查和研究，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笔者近年来从事了有关城市贫困层、征地农民、城市外来民工等的有关调查，在这过程中并涉略了中国城市社会学史中的一些相关研究。在这儿，笔者试图对中国城市下层研究的经纬作一番梳理，在此基础上就如何进一步展开对城市下层的社会学研究提出几点看法。 一、早期社会调查中的城市下层研究

1，20世纪初期基督教会和外籍教师组织的城市社会调查

中国20世纪初期的城市社会调查是与社会学的传入及发展紧密相联的。社会学传入中国的主要渠道之一是教会学校。1908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1913年上海沪江大学创立社会学系，这是我国最早的一个社会学系。1917年，沪江大学社会学系为配合教学创立了“沪东公社”，为上海杨树浦一带的工人提供社区服务。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工业有了相当发展，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引发了一系列劳工问题，基督教青年会遂进行了一系列城市劳工以及其他问题的调查。一些教会学校的教师也主持、组织了一些社会调查活动，形成了一个社会调查运动。早期的社会调查多由外国传教士或外国教师主持，在调查内容的选定和方法的运用上受美国的影响非常大。当时主要的城市社会调查有：1914年，北京青年会发起了“关于北京302个人力车夫生活情形”的调查，这是我国第一个城市人力车夫的调查，拉开了中国早期社会调查运动的序幕。

1917年，清华大学美籍教授狄德莫（g.g.dittmer ）指导该校学生（当时清华大学设有社会学课程，但尚未设社会学系）对北京西郊195户居民的生活费用作了调查分析，其中汉族人100家，满族人95家，职业包括工人、农民、车夫、军人、木匠、理发匠及少量学人等。 1918－1919年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步济时（j.s.burgess ）和美籍传教士甘博（s.d.gamble）等仿照美国茹素斯基金会所组织的春田调查（spring field survey ），在北京进行了一项较大规模的城市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北京的社会状况，涉及到历史、地理、政府、人口、健康、经济、娱乐、娼妓、贫民、救济、宗教等项目，调查结果于1921年用英文在美国发表，书名为《北京：一个社会调查》（peking：a survey ）。

1924年，基督教会的齐鲁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在中外教师的带领下，对济南市社会概况进行了调查，包括济南市的历史、地理、人口、行政管理、公共事业、地方财政、劳动制度、教育制度、娱乐活动、娼妓、工业状况、生活水准、住宅、慈善事业、教育体制、文化和教育机构、宗教机构、妇女动向、家庭状况、基督教活动等方面，内容可谓相当全面丰富，调查结果以《济南社会一瞥》为题于同年用英文发表。 2，2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学家从事的城市问题调查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学者也已经开始作一些小规模的社会调查，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的调查及对沈家行的实况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等。初期的调查多侧重于对农民工人生活费用的调查。

自20年代始，一方面，一些中国学者开始对西方人主持的调查感到不满足，据费孝通教授回忆，“（30年代）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一部分不满足于社会工作的师生，我也是其中之一，提出了‘要理论’的愿望。但是又感到英美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不合中国情况；怎么办呢？于是想从社会调查入手。但是当时又认为甘博尔（即s.d.gamble，也译为甘博）、布济斯（即j.s.burgess ，也译为步济时）以及清河和定县这类社会调查太肤浅，解决不了问题，想另求出路。”（费孝通，1999，p32）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社会学教学、科研队伍的逐步形成和教学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成立，中国社会学者也开始有条件作自己的尝试。他们致力于将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同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全国性的调查研究机构逐步建立，中国社会学者自己组织、主持的大规模的社会调查相继展开。当时主要的调查机构有“社会调查所”及“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调查所的前身是1926年成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


事会社会调查部，1929年更名为社会调查所，所长为陶孟和。该所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等。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大批调查成果：林颂和著的《塘沽工人调查》（社会调查所），杨西孟著的《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社会调查所），施裕寿等人的《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麦倩曾著的《北平娼妓调查》（《社会学界》1931年第5卷），许仕廉著的《一个市镇调查的尝试》（《社会学界》1931年第5卷），牛鼐鄂著的《北平一千二百贫户之研究》（《社会学界》1933年第7卷），刘宝衡著的《上海市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书》（1934年，市社会局），杨西孟著的《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社会调查所），社会局著的《南京社会》（1934年，南京局），杨蔚著的《成都市生活费之研究》（1940年，金陵大学农学院），史国衡著的《昆厂劳工》（1943年，商务印书馆），社会部著的《成都社会概况调查》（1944年，社会部统计处）等等。 3，早期城市下层调查的评价

自《北京：一个社会调查》出版以后，全国兴起了社会调查之风。其后，20年代开始，大量模仿美国城市社会学、人类学进行的社会调查涌现出来，内容主要涉及人口、劳工、风俗、妇女、教育、灾祸和社会概况等。各类社会调查数以万计。据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统计，仅在1927到1935年的9年间，全国各类大小社会调查报告就有9027件之多。

综观这些调查，我们可以看到几个较突出的特点：①对下层群体的关注。除上述那些调查成果外，还有如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王际昌于1929－1930年间指导40多人对上海市杨树浦工人所从事的调查。②重视对“生活”的调查研究。突出的如陶孟和于1926到1927年间所作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他采用了家庭记帐法，对北平48家手工业工人的家庭生活费进行了6个月的调查，对12家小学教员的家庭生活费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后写成的。采用日用帐簿法进行调查在当时还是个创举，此书是在国内采用记帐法调查工人家庭生活费的第一本书。之后在各地的对生活费的调查，大都采用此方法，因此其在方法上是有较大贡献的。③理论、方法上的成就具有较明显的局限性。在调查内容存在分散重复的问题。在方法上借鉴外国的较多，自主创新的较少，调查手段比较单一，主要采取问卷调查的手法。此外，缺乏学术上的提升，以社会调查为工具、具有社会学理论趋向的调查较少见。④缺乏政府的制度性支撑。中国的各级政府一直没有实施对城市贫困状况的制度性调查，这不可避免地限制了社会学者和各种民间机构的调查成果以及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总的说来，中国早期城市生活调查的开始早于城市社会学学科的建立。当时的调查绝大多数以了解、反映社会现实、从而改良社会为主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调查体现了中国社会学在起步时就初步具备了关注社会公正问题的基本的学科性格。但由于研究队伍的学术准备等条件的限制，这些调查往往缺乏一定的理论支撑，在学术上的收获显得不甚突出。与当时调查者们主要师法的美国城市社会调查和城市社会学的研究相差甚远。例如这些调查没有从社会结构入手来分析、解释问题。在具体的调查中也没有采用同时期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生态学等方法、在城市人文区位学等方面作出尝试。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农村社会学在中国兴起。农村复兴运动的开展以及农村社会调查开始逐渐取代了城市社会调查的主导地位。据赵承信先生统计：1927年所有地方社会调查中，68.6％是城市社会调查，6.5％是农村社会调查，其余时全省性调查。而到1933年，农村社会调查首次超过了城市调查，到1935年，城市调查降至23.8％，乡村调查则升至37.8％。这种现象的背景，是中国农村问题的日趋严重，政府开始推进农村问题调查。许多调查项目被政府的有关部门接收，列入经常性的调查项目，成为政府行政工作的一部分。随之，城市社会调查开始衰落。 二、社会学重建以来的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1，城市调查的停止和恢复 共产党执政初期，曾有一些社会学者参与了城市的社会改造运动并取得了一些调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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