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对乡村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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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对乡村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思考 ——以毛泽东、费孝通的乡村社会调查为例



近现代的中国仁人志士在改造中国社会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乡村社会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变革中国社会必须从眼睛往下看，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从农村开始做实际工作比之单纯做上层工作似乎更为有效。这便产生了一个问题----怎样了解乡村社会? 凡有实绩者，无不重视调查研究，毛泽东和费孝通就是这样的成功者。

费孝通是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他曾师从中国人类学家吴文藻、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和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是集中外社会学功底的大家。他十分注重调查研究。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领袖，他一生孜孜不倦地进行着社会调查其中尤以中国乡村社会的调查居多。他作出的关于农村的许多决策无不是调查研究的结果。两人的调查研究都做的非常成功，一个在江村调查中写出了中国社会学的名著《江村经济》，一个则在湖南农村考察后，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中的许多论断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社会调查的经典。两人虽然身份地位不同，但调查研究方面有诸多的相同点，通过比较两人的社会调查方法，或者可以在某些方面给我们以新的启示，为新农村建设服务。

一、两人的乡村调查活动概述



毛泽东的乡村调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五四运动以前的乡村调查、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乡村调查、社会主义时期的乡村调查。第一个阶段主要是游学的形式，1917年7月中旬-8月中旬，他和同学萧子升以步行的方式，漫游了湖南长沙、宁乡、益阳、元江、安乡等五县农村，行程九百多公里，沿途了解农村的许多风土人情，与各阶层人士的交谈，加深了他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1918年春毛又与蔡和森沿着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的农村调查，了解当地的情况。这种游学式的田野调查不但使毛泽东了解了中国的乡村社会的实际情况，克服了书本知识的不足，而且也使他认识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第二阶段是毛泽东乡村调查理论的形成期，这一时期也是毛泽东乡村调查的全面开展期。1925年毛泽东回韶山，开始把社会调查的重点转入农村，在韶山附近了解了农民的生产生活，分析了当地社会的阶级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韶山党支部。1927年党内出现了对农民运动责难的言论，毛泽东依旧相信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村，他于1-2月间在湘潭、湘乡等五县作了长达32天的调查，这次调查奠定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两篇重要文献的资料基础。以后毛泽东又作了许多的乡村调查，比较著名的有《寻乌报告》、《长岗乡调查》、《才溪乡调查》，这些调查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1930年毛泽东还写了专门论述调查研究的著作《反对本本主义》（原名为《调查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他关于乡村调查的文献汇编《农村调查》付印，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处理中国乡村社会政策的能力。第三个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乡村调查则为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比较重要的有二次。50年代农业合作化时期，毛泽东曾多次到农村考察，并在这些调查的基础上写成了《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之撰写了100多条按语，提出了“勤俭建国的原则”，“农业多种经营”等正确思想。1960年前后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中国农业经济带来了严重的破坏，毛泽东逐渐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1961年1月毛泽东直接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分赴广东、湖南、浙江开展农村调查。3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60年代后，毛泽东深居简出，不认识听取不同意见，也没有进行什么农村调查，偏离了实事求


是的思想路线，结果决策出现失误，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了危害。



费孝通的中国乡村调查可分为二个时期，以1938年前后为界。1938年以前是他乡村调查的开始阶段和形成阶段，1935年他在广西大瑶山进行了社会调查，了解了民族地区乡村结构的基本情况，1938年费孝通写出了乡村社会研究的经典著作《江村经济》，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他继续在内地农村开展社会调查、研究乡村。这一时间出版了《禄村农田》等著作。1938年以后他并没有停止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关注，反而更加全身心的投入到他认为的宏伟事业中去。虽然受到专制政府的威胁,费孝通先生仍然继续坚持对乡土中国如何走出困境、进入良性发展道路进行探索,先后写出了《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等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透露出他对“不饥不寒的小康的生活”的向往。新中国建立后，费孝通也和毛泽东同样感到，虽然农民得到了阶级解放，但他们生活依旧不富裕，他希望找到一条能够使乡村经济得到发展的道路。1957 年春,他回到了20 年前生活过的江村调查,发表了《重访江村》和《重访江村(其二) 》,提出农村应当发展副业和适宜农村的工业以致富农民的主张。耐人回味的是，1956年12月底毛泽东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他说：地下工厂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这也是一种力图在农村发展工业致富农民的想法。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社会主义跨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费孝通也开始进入他学术生涯的一个新时期,他老当益壮，20 多次重访江村,写下了《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再探索》、《小城镇,新开拓》等历史篇章。他在1987 年他总结自己学术经历时曾说“行文格调二十年代末已经形成, 为学方法三十年代中期已经奠定, 基本概念三十年代后期到四十年代前期大体建立”。

二、两人乡村调查成功的原因



1，掌握科学的调查方法，采用实地研究的方法。掌握科学的调查方法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不能解决问题的乡村调查往往采用走马观花的形式，虽然“下了村”，但是并没有仔细分析乡村的情况。毛泽东特别重视调查研究的方法，他认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同样“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那么怎样才能进行正确的调查呢？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他提出第一要眼睛向下, 不要只是昂首向天; 第二是开调查会。毛泽东的调查报告几乎都是经过实地考察而形成的，并完全绝对地研究历史文献。费孝通认为“走出图书馆, 进入社会, 才能发现真理”[1]。费孝通先生毕生坚持实地调查的方法。在他学术生涯的中举凡重要的学术成果都是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取得的。“在收集资料方面, 费孝通特别强调观察和访问法,尤其是参与观察和深度访问。”[2]



2，在坚持理论的指导的基础上，不迷信数据，端正态度。费孝通认为数据的多少并不与调查结果的科学性绝对相关，费孝通认为为调查而调查, 也是不可取的。“调查只能获得孤立的材料, 大致的统计数字, 了解不到复杂的社会关系，”[3]，“由不感兴趣和不可靠的助手进行的问卷调查取得的间接资料往往有错误。”。毛泽东也主张乡村调查者必须“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以诚恳的态度与群众交朋友，了解中国乡村的历史发展，调查前已有一定的传统文化基础和国情基础。费孝通是以研究中国农村、农民而蜚声国际学术界的, 费孝通所实行的乡村研究法不但有着深厚的科学基础, 而且也是建立在了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的。科学理论是重要的，调查研究必须要运用，但盲目地生搬硬套则是不可取的，中国有自己的国情，费教通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研究实在是了解中国国情的基础工作”[4]毛泽东更是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在乡村调查中普遍采用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但并不生搬硬套，而是在认识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去了解中国乡村的情况。

3，从小见大，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要解决全局问题，必须先解决农村问题。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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