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子留日教育对近代中国女权主义启蒙的再认识

【#第一文档网# 导语】以下是®第一文档网的小编为您整理的《中国女子留日教育对近代中国女权主义启蒙的再认识》，欢迎阅读！

中国女子留日教育对近代中国女权主义启蒙的再认识

作者：徐悦超

来源：《旅游纵览·行业版》 2014年第4期



徐悦超

“女权主义（Feminism）思想萌芽于十八世纪初，女权主义最初是一些受过教育的商人和下层士绅阶层妇女发起的抗议运动，她们撰文反对男性在家庭中独断专行而把妇女放在奴隶的地位。”女权主义最早出现于法国，五四时，传到中国，定义为女权主义。“中国女权运动兴盛于二十世纪前二三十年代，受过新式教育的中上层知识女性首先起来矢志于妇女运动自身权益的争取。”而近代中国女子留日的这段重要史实对其影响又很值得探讨。但二者关系复杂，涉及近代中国社会诸多方面，就此仅从近代中国女子留日教育对近代中国女权主义在教育、政

治和思想观念方面的启蒙影响加以浅谈，以期对当下中国留学生群体所能产生之影响有所启示。

一、教育

作为在日从事中国女性教育事业第一人的下田歌子，她所创办的实践女学校最为著名，是清末中国留日女学生的教育中心。1905年7月至1907间，通过《大陆报》等刊物的宣传，及一些地方政府和民间有识之士开始大力倡导女学，成批的中国女性被送往日本留学。

以湖南省为个案，湖南巡抚端方以湘省自费之形式，顺应湘民要求，遣二十名女学生留日。《女子世界》第3期登有这二十名留日女学生的姓名及年龄：“实践女学校分设之师范、工艺两科。留学生多系宦家女，且素娴文艺者为多。兹录姓名、籍贯、年龄如左。师范科（十三名）：聂缉熙，湖南衡山，年四十八；黄宪祜，湖南善化，年四十三；杨庄，湖南湘潭，年二十八；张汉英，湖南醴陵，年二十九岁；朱秀松，湖北江陵，年二十五；凌樵松，湖南平江，年二十三；姚宁生，江苏上元，年二十二；黄国厚，湖南长沙，年二十二岁；许馥，湖南善化，年二十一；曾尚武，湖北江陵，年十九；朱敬仪，湖南善化，年十八；陈光璇，湖南长沙，年十七岁；许璧，湖南善化，年十八岁。工艺科（七名）：黄华，湖南湘潭，年二十九；王昌国，湖南醴陵，年二十九；许徽，湖南善化，年二十三；吴双，湖南湘潭，年十七；黄国巽，湖南长沙，年十七；黄辉，湖南长沙，年十五；胡懿琼，湖南湘潭，年十八。”可见，这20名学生，大多有回国从事教育工作之愿望，就读于师范科。“曾任萍乡务女校校长的王昌国、创立私立隐珠女校的许黄萱佑等人均是实践女学校的学生。她们回国后开垦着女性教育的荒土，对中国女子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P24）

以实践女学校学生为中心的在日女留学生，人数虽少，但她们为中国女学的发展贡献较大，“对中国女学取得学制上的一席之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07年，清廷终于改变了《奏定学堂章程》中‘以家庭教育来包括女学’的政策，正式制定了《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子小学堂章程》。”（P23）女学在中国近代学制中取得了合法地位。

二、政治

这里所谈的“政治”是广义的，包括政治事件、组织团体等诸方面内容。笔者仅取与留日女学生密切相关的两个事件——“拒俄运动”和“‘取缔规则’事件”为线索做简要探讨。


1900年，因义和团运动爆发，俄国借口保护铁路，遣兵占据中国东北。义和团事平后，俄方拒绝退兵，并强硬无理地向清政府提出新的七项要求。1903年4月28日，东京各报均报道此消息，即引起留日学生界哗然，遂掀起“拒俄运动”。

4月29日，500余名留日学生决定组织拒俄义勇队，回国投身拒俄的战斗。其中女学生亦有所行动：“留学女学生闻俄事急。学生编成义勇队，亦开会商议协助。”（P25）虽然此后由于种种原因学生军的派遣未能成功，但可见留日女学生爱国之心切，自觉将国家危亡系于己身。这种情绪可看作是民众权利的一种直接体现，要求自己参与到救国运动中去。留日女学生知识水平较高，自然会有此番举动。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对女权的一种自觉追求。

“取缔规则”事件是由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发布的《关于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规程》引起的。因规程中有“取缔”字样，而留日学生又认为此规程的颁布目的在于干涉中国留日学生的行动，故此留日学生将此规程简称为“取缔规则”。此“规程”的具体条文不在此赘述，引发此次事件的是其中的第9.10条。中文译为：“第九条，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其供清国学生宿泊之宿舍或学校监督之公寓，须受校外之监管（日语原文为‘取缔’二字）。第十条，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不得招收他校以性行为不良而被饬令退学之学生。”（P49）正是这“校外之取缔”和“性行为不良”等词语激怒了中国留日学生，此后他们在校内讨论、演讲，并选出代表在留学生会馆集会，商议对策。

此单看女留学生的表现：“12月4日，连留日女子学生也召开会议，开始罢课。”（P387）自12月6日起，留日女学生开始联合罢课，大部分还加入了女子留日学生会。正是由于女学生力量的汇入，这场反对“取缔规则”运动最终发展成了正式的全体留日学生运动。

其实懂得日语的人应知晓，日语“取缔”二字“有管理、管束、监督之意。因为当时的汉文杂志皆沿用取缔二字，故从之”。（P377）纵观此规程全文，亦无驱逐中国留学生之意。若究造成此局面之缘由，可能是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战败的事实不时刺痛着中国留日学生的神经，这种民族危亡时期的自卑感使留日学生对当时日本的对华政策、文令等有极其敏感的反应，一有导火索，便易激发这些学生的民族情绪。此次事件中留日女学生的作用比之前在“拒俄事件”中要大得多。有以秋瑾为代表的17人因此事退学，更有陈天华为抗议《朝日新闻》中“放纵卑劣”之评论而投海自杀。此时的中国留日女学生因人数渐增，留学教育体制渐完善，眼界渐开阔，又因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所以这种卫国保种、呼吁国民觉醒的责任感也愈发强烈。但这并不能说明此时她们要求取得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在政治中与男性平分秋色，而更多的还是一种自发行为，没有形成解放妇女之明确目的，但是清末留日女学生的这些政治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的中国女权主义奠定了基础。

三、思想观念

日本教育中“西洋科学之智”的输入、民主意识的初露端倪、乡土意识的潜移默化，加之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接受了这些信息的中国留日女子，思想观念上有了转变。如“欲昌女权，先兴女学”，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留日女学生的一些组织，如“共爱会”、“中国留日女学生会”等，积极参与当时的政治活动，此时同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夫妇在接受教育后，有的已能做到表面上的男女平等。

民国初期，留日女学生在日所受教育日益高等化和专业化，她们也愈发自强自立。不少女学生选择自由恋爱、自主婚姻。以赵元任、杨步伟夫妻为例，东京女子医学专门学校毕业的杨步伟，归国后与赵元任相识相爱，结为夫妻。二人在1921年6月1日举办“自主婚礼”。此事轰动一时，有力地冲击了当时的传统婚姻观念。


综上所述，中国女子留日教育对近代中国女权主义的启蒙起到了推动作用，从而加快了中国现代化进程。那么，自改革开放以来，愈加壮大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在海外求学过程中的心态如何？他们是怎样维护国家尊严的？他们能为崛起中的中国带来哪些贡献？这些均是值得进一步深思的话题。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本文来源：https://www.dy1993.cn/gYb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