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秦隋、汉唐朝代更迭的历史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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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秦隋、汉唐朝代更迭的历史覆辙

愚意以为，读史之人最当注重的，莫过于比较。所谓无独有偶，或者德语所说的，Einmal ist keinmal（只发生过一次的形同没有发生过），在历史洪流中，只发生过一次的事件，是难以被称为是历史规律的。本人业余读史数年，不揣粗陋，试图浅析秦代与隋代，汉代与唐代之间堪称覆辙的相似性，聊抒鄙怀。秦隋二代，代表着中国两个最大的分裂时期，东周-战国与五胡乱华-南北朝的终结。从它们的历史功绩上来看，必须得承认的是，对内，它们完成了地理意义上的传统中华区域（关中，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汉中，巴蜀，荆州，江东）的大一统，并且建立起了初步的通用制度；对外，它们建立起了比较稳固的国防线，秦修补、加筑五千余里的长城，蒙恬却匈奴七百余里；隋西服吐谷浑，北服突厥，东征高丽；虽然有劳民伤财，好大喜功的成分在其中，但这种边疆的事功，实在是为当世以及继承它们的汉唐抵御外敌建立了厚实而深远的基础。

然而秦隋均二世而亡，汉唐继享其成，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繁荣，对外最强大的两个朝代，原因何在？首先，最为重要的一点是，秦隋虽然在地理上平定了诸势力，并且粗创了统一的制度，但并没能够在根本上敉平或者铲除数百年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反对势力，当我们把视野放大到世界史，便会发现日本战国时期的丰臣-德川政权也是这种状况下，历史必然发展趋势的一个铁证；第一代政府（秦，隋，丰臣氏）与诸残余势力讲和，并逐步削弱他们的实力，这引起了残余势力人人自危，蓄势待发的伏笔，最终在强有力的初代统治者去世之后，便随即引发了秦末的六国之后纷纷起兵，隋末各地豪杰纷纷起兵，秀吉死后东军以德川氏为首起兵反丰臣氏。随之而起的刘邦、李渊和德川氏，均趁乱进一步对旧有的势力进行二次打击，汉、唐、德川幕府在建立之后，便少有受到内部势力掣肘而无法专心对外的弊病。

除此之外，秦隋在灭亡过程中，还有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二世祖均为篡太子而立，初继位即杀最重要的一文一武，于秦为李斯蒙恬，于隋则是高颎杨素。这一文一武所处的政治位置，也各具有其显著的


特点。李斯高颎均不见容于当时的主要势力，他们一手打造了帝国的政治制度，力主推行了一系列颇有阻力的行政政策。李斯致力于消除文化差异，依靠收缴武器，书籍来削弱地方势力；高颎定输籍法，逼迫地方豪强将他们隐没为自用的民口充公交税；二人均极为严重地触动了当时最强大势力的根本利益，虽然他们死于个人的政治斗争，但其孤立无援也不妨视作是该股旧势力的反扑：李斯害韩非而失信于人，高颎不断受大臣的猜忌和诬告都是辅证。而蒙恬、杨素二人均有协助统一全国，建功边塞的经历，于一世，秦始皇、隋文帝尚可驾驭，到了篡立的二世，则无论如何不能容他们继续存在了。而更为有趣的是，被诛杀的四人中，李斯、杨素以协助篡位而灭，高颎、蒙恬以反对篡位而灭，且李斯陷害蒙恬，杨素陷害高颎，陷害者又继被害者之后不久也被诛杀。这样的境况，在历代争嗣站队中并不鲜见，而在秦隋两代又有其特殊性，比如，不仅仅是站错队的人被诛杀，而且跟对人的李斯和杨素，也因为他们功高震主，或者说，没有他们的援助，胡亥，杨广几乎不可能争嗣成功，而受猜忌被杀；又如，高颎，李斯被杀，不仅仅是因为卷入了争嗣问题，也与他们卷入了秦隋的核心问题的解决而身陷险境有关。秦隋与秦隋之前的朝代之间的变革相当巨大，无论是当权者还是协助当权者的能臣，都难逃为改革付出重大牺牲的命运。

秦隋之所以相似，还在于他们各自的两大工程，分别是秦修长城以及隋修运河。于秦，内部统一后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防止外部游牧民族的侵扰；而隋则正处于中国的政治局势由东西转向南北，政治中心由黄河上游转向黄河下游的局面。两个朝代均为解决这两个问题开动了巨大的工程，然而在内部矛盾尚未敉平的情况下就大兴土木（除此以外，无论是秦始皇，秦二世，隋文帝还是隋炀帝，都是颇喜营造宫室的人君，这恐怕与他们刚刚结束了国内战争，难免纵情自娱有关），国力的虚耗加速了帝国的崩溃和瓦解。虽然旧贵族们被严重触犯了利益，但人富贵了也就惜命了，并不敢首倡义旗，崩坏大堤的，与其说凑巧是蚁穴，不如说往往是蚁穴。大树未倒，则猢狲尤集聚其下，以求一夕之安宁，一晌之苟存；大厦方倾，便可见栋梁腐败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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