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中国的文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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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中国的文化模式

作者：张龙

来源：《青年与社会》2013年第01期

摘 要：上世纪30年代本尼迪克特提出了“文化模式”的学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的学说不仅没有被湮灭，而且成为今天人类学界研究文化理论的依据和借鉴。中国的文化模式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外来文化，整体积淀而成的。 关键词：文化模式；本尼迪克特；中国文化模式

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原姓Fulton），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20世纪初少数的女性学者，受到法兰兹·博厄斯（Franz Boas）的影响，同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一起提出最早的文化形貌论（Cultural Configuration）。本尼迪克特认为文化如同个人，具有不同的类型与特征。本尼迪克特早年学习英国文学，其作品文笔高妙，并善于作诗以及细腻的描述。她的作品中，尤以《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与《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最为著名。尽管她论述的重要性已被其他理论取代，但其著作中提出的问题与关怀，至今仍受到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重视与关注。 一、本尼迪克特一理论研究

鲁思·本尼迪克特的理论基于强烈的文化相对论观点，她认为所有的文化都会自然地发展出一个类型，这个类型如同个人的人格般，虽然会随时间而变迁，但经过一段时间后便逐渐稳定下来，进而形成固定的模式。各文化的模式千奇百种，差异甚大，它们也各有各的长处，分别发展出独树一格的优势。因此，我们不该否定任何文化的价值，而独尊自身文化的优势。 这个理论最大的特色是在对各种文化的详实描述：本尼迪克特擅长整理各部落的传说与诗歌，以及对仪式的细腻描述，然后汇集成丰富的文化描写，从而建构起数个典型的文化模式。这点尤以《文化模式》表达最为清楚。虽然形貌论并未解释这些典型如何产生，且描述重于数据与分析，但却确切描绘出多元文化存在的必要性。

在此之外，本尼迪克特引用心理学的概念，认为各文化的适应与人格密切相关。特定的极端人格可能活跃于甲文化，却可能被乙文化视为病态。因此，所谓人格的好坏或健康与否并无标准，一切全赖各文化模式偏好或厌弃那种类型而已。这暗示许多西方人肯定的价值观并非放诸四海接准，反倒是许多时期的重要群体如清教徒等，却可能具有严重的偏差人格。 文化模式是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课题之一。分为特殊的文化模式和普遍的文化模式两类。

特殊文化模式是指各民族或国家具有的独特的文化体系。它是由各种文化特质、文化集丛有机结合而构成的一个有特色的文化体系。各民族或国家之间有着不同的文化，即文化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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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如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众多的农村人口、浓厚的家族观念、重人伦、对祖宗及传统权威的崇拜等互相联系形成了中国传统的文化模式；工商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以城市生活为主导，个人主义，总统制等互相联系而形成美国的文化模式。每一种文化模式内部必然具有自己的一

致性，否则各种文化特质、文化集丛便不可能结合在一起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模式。多数学者认为，形成这种一致性的原因是统一的社会价值标准，也有学者认为是一个社会中的人共有的潜在意愿。

普遍文化模式是指一切文化都是由各个不同的部分组成的，这种文化构造适用于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美国人类学家C.威斯勒尔认为，普遍的文化模式包括以下9个部分：①语言；②物质特质；③美术；④神话与科学知识；⑤宗教习惯；⑥家庭与社会体制；⑦财产；⑧政府；⑨战争。

二、中国文化模式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历来为世人所称道。之所以如此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早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或“元典时代”就构筑一个以人为中心，融自然、人文和科学为一体的文化模式，中国文化模式是一个综合、整体、系统地发展过程。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为中心，融自然、人文和科学为一体的文化。如果我们把“百家争鸣”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自觉建构的话，那么“三代”文化和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的社会生活、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等，则可以合理地被看作是这一文化模式建构的价值之源。

五帝时代既是华夏文明的开创期，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源头。圣人崇拜与祖先的智慧、功德相联系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也是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深层原因。这种非西方式的“创世神话”，使中国文化不仅呈现出以人为本和向内探求与外在超越相统一的基本特征，而且也是它既不向外在的、超越性的上帝观念致思，也未形成人与神、人与自然，以及“人文”与“神文”和“科学”之间的对立和紧张的深层原因。

殷周之际的制度变革，突出地表现在将本来只是根据血缘关系确立父权的宗法制度，改造成为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的基本体制。与此相适应，周人则完成了由神到人、由天命神学到人学的根本转变，形成了灿然完备的宗法家族制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德”为核心的礼乐人文文化。

以老子、孔子、墨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既追寻“礼崩乐坏”的根源，又提出了各自的思想主张；既探寻人性的最后根据，又追溯天地的起源和宇宙的本质，从而建构了一个以人为本，融自然、人文和科学为一体的文化结构模式的雏形。而老子、孔子、墨子以下，诸子之学在存统中相互吸收融合，逐渐形成了以道、儒、墨三家为代表的自然主义、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三大传统，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模式早期建构的真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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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是富于自然精神、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文化。以道、儒、墨三家之学为代表的自然、人文和科学之间的异质互补和交融互动，从本质上说根源于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结构模式，不仅在于它的原创性、丰富性和包容性、互补性，而且在于它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和精神特质。 道、儒、墨三家之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要素和基本模式，在于它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和精神特质。在这个文化结构中，“自然”与“人为”相对，是指万物自生、自化、各得其所的一种原始和谐状态。“人文”与“天文”相对，是指道德教化，而不与“神文”和“科学”相对。“自然”与“天文”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在于“自然”是“道”的本质规定，“天文”又被表述为“天道”，而“天道”与“人道”相对应，又从属于“道”和“自然”，于是“自然”与“人文”便在本体和境界的层面上获得了本质上的同一性。“人文”作为“人”与“文”的合称，既是关于理想的“人”、理想的“人性”观念，也是关于理想人格培养的学问。《周易》说：“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天文”指关于季节、时令变化的学问，目的是为了使人们能够适时地进行农耕活动；“人文”则是人类文明的另一种表述，主要指社会制度。古代哲学关于“天道”和“人道”的探讨和论述，就是关于“天文”和“人文”认识的深化与发展。所谓“天道”泛指宇宙、天地、自然的起源和法则，而“人道”则是关于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道理。天道自然、天道无为、天道至公。它化生万物，没有神力，没有矫饰，自然而然，是人道的基本原则和根据。天道与人道、自然和人文不仅是一种效法关系，而且是一种对象性关系。而自然的意义是在天、地、人三才的统观中，为人的存在和行为提供本体论的根据和最高的价值原则，从而在物质和精神、肉体和心灵、情感和理智之间始终保持必要的张力，进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动态和谐。而这正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涵和精神特质。 参考文献

[1] 鲁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2] 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3]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J].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4] 黄俊杰.传统中华文化与现代价值的激荡[J].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

张龙（1986—），男，汉族，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民族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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