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面五星红旗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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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面五星红旗的诞生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今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开幕。筹备会设立了六个小组,分别进行新中国成立的各项准备工作,其中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歌、国徽、纪年、国都等方案。第六小组组长是著名教育家、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马叙伦,副组长是当时北平军管会主任、市长叶剑英和作家沈雁冰(茅盾),组员有田汉、郭沫若、郑振铎、李立三、廖承志等共16人。彭光涵当时担任了第六小组的秘书,是第六小组中年纪最小的,当时他31岁。 征 集

1949年7月15日《,人民日报》等七家报纸开始刊登政协筹备会关于征集国旗、国歌、国徽等方案的启事。国内解放区各报纸、香港及海外华文报纸也立即转载了这个启事。征集启事刊登后,国内外各阶层人士热情应征。彭光涵和筹委会工作人员每天都加班加点拆封审阅、登记、统计国内外群众的来稿。截至8月20日,仅国旗的应征方案就达1920件,图案2992幅。

第六小组从7月4日成立起,经过两个多月紧张认真的征集和审阅工作,9月14日小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就国都、纪元、国徽、国歌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但国旗问题一直争论很大。

彭光涵介绍说,对于群众的来稿,小组成员经过讨论,有3类来稿被筛选掉了:第一类是有镰刀锤子的,有模仿苏联国旗的痕迹;第二类是用嘉禾齿轮的,图面比较复杂;第三类是采用两色或三色横条或竖条的,模仿西方国家国旗的痕迹很明显。按照这个原则,小组成员从2992幅图案中最后选出了较好的四十余幅作为初选图案,由彭光涵送交周恩来审阅。周恩来对彭光涵说:“你把这些图案分类编成册,给每个图案编号,但不写作者姓名,避免审阅人带有偏见。初选图案仍由第六小组进行复选,精选出一批图案,上报大会主席团。”

第六小组经过认真复选,最终确定了38幅图案,以“复字第×号”作


为编号,编辑成一册《国旗参考资料》送交大会审阅。 “复字32号”

1949年9月23日上午,政协全体会议代表分组讨论国旗方案。各小组讨论十分热烈,也有很多争论,最终也没有就国旗方案形成定论。 政协大会决定9月30日闭幕,而国旗图案迟迟不能定案,第六小组成员都很焦急。在当晚的会议上,副组长沈雁冰对彭光涵说:“你是秘书,又住中南海,可以见到毛主席、周恩来副主任(新政协筹备会成立了常委会,周恩来任副主任),请他们指示如何办。”周恩来在听取了彭光涵对第六小组推荐的38幅图案和当天各小组的讨论情况的介绍后问彭光涵:“你接触过很多图案,也听了很多反映,除了1、2、3、4号图案外,还有哪些图案有比较多的人喜欢,容易获大家一致同意?”

彭光涵翻到“复字32号”(红地五星旗),并拿出投稿人曾联松的原稿对周恩来说:“这幅图是在截稿前两三天才收到的。当时马叙伦、田汉、郭沫若等人认为这个图案有新意,美丽、大方、简洁,但在五星内有镰锤不好,建议删去后可作为复选稿,印出来的图案是我根据小组意见重新画的图案。对四个小星的说明词是:‘代表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民主人士’,第六小组认为这个说明不符合中国国情,进行了修改。9月23日上午各小组讨论时,不少人对‘复字32号’红地五星旗很欣赏,说旗面庄严美丽、制作简便、有中国新政权的特征,表示共产党领导下的四大阶级大团结。

“我认为如果‘复字32号’的旗面能为大家接受,而且对四颗星的含义作更准确的解释,我想这面红地五星旗有可能被大家接受。” 周恩来听后很满意,拍着彭光涵的肩膀说:“好,你按‘复字32号’图案画一张大一点的图样,还要做一面大旗,用绸料做,明天下午交给我。” 第一面五星红旗

彭光涵接受任务后立即四处寻找画笔、颜料、纸张,等一切备齐时已是后半夜了。他自己动手,画一幅比《国旗参考资料》开本大一倍的图案,涂上颜色,用了近两个小时。此时,窗外微微发白,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他把画好的红地五星旗交给周恩来的秘书,并告诉他,这是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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